根据地前夕，根据地的正规红军部队已发展到5000多人，各路游击师，游击纵队、支队总数已达4000多人，与红二十五军合编后的红十五军团，正规红军已近万人。红军和游击队的装备已有很大改善，战略战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加红军。1936年初，陕北省根据中央《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接受中央下达招收7000人的任务，仅三个月时间，就有9000多人应征人伍。富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招收1000多人参加红军，陕甘军委军事部派人组织成立独立团，后编人红二十九军。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就达到3万多人，仅渡黄河东征的正规红军就有1.4万多人。这支武装力量与后来的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成为抗日的急先锋，中华民族的精英。

    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级干部，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和培养下，涌现出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如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张策、郭洪涛、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崔田民、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他们不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优良的传统为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如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者能够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他们在领导群众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出路；在军事战略上，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们提出创建自己武装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的工作）、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红色的（创建工农武装）。红军长期转战深山老林，餐风宿露，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党政军人员没有房住，自己动手挖窑洞、造土炕。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又如坚定的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根据地主要创建者谢子长先后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失败了，重新起来再干，毫不气馁、动摇。全家有11人参加革命，9人牺牲，剩下老少寡妇继续革命不灰心。大革命时期加人共产党的王泰吉，在领导麟游起义、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曾两度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他在临刑前赋诗：“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做先锋。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再如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刘志丹，曾多次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打击，几次降职以至降为普通一兵。在错误“肃反”中，通讯兵把逮捕他的密件交给了他，他完全有机会脱险，但他为了不致引起党的分裂，无视个人安危，毅然来到瓦窑堡，直至被捕。曾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红军陕北第三团团长王兆相、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毛凤翔三人的父亲在土改中被错杀，但他们都以大局为重，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坚持革命不动摇，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根据地的创建和迎接中央的到来，作出了英勇的牺牲与无私的奉献。根据地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屡遭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的围攻，根据地内游击队和红军的指战员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抵抗。为反击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牺牲的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数以千计，其中突出的代表有谢子长、刘志丹、李妙斋、畅森、黄更、钟学高、谢绍安、杨重远、白明善、王兆卿、毕维舟、谢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