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勇气，始有起死回生之可能，此虚心检讨传统文化病征之所以重要。

    中华民族的这个“病”，究竟是啥？鲁迅、李宗吾、柏杨等，已先后摘要指出；至于“药方”究竟要怎样开？这个问题更大了。鲁、李、柏三位，似乎都没有为我们开出可以药到病除的处方；想来想去，觉得这几位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供吾人参考。这“言外之意”是：把病征一一指出，把病源一一列出，然后，每一个有心的中国人，对着这些病征，时时自我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假如这种有心人愈来愈多，大家“改之”和“加勉”的劲儿愈来愈大，那么，不出几年，中华民族这个老病，便可以不药而癒了。这也许又牵涉到“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问题，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死不认错集》（《猛撞酱缸集》）中说：

    有人以为，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使我们现在受罪。如果能打下钢铁江山，教我们安坐享福就好啦。对于这种说法，柏杨先生的答覆是：“这就跟父子一样，当孩子的结结实实，聪明伶俐，又上过大学堂，然而却把日子过垮，当然不能责备他的父亲，而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可是，如果他一生下来就被淋菌弄瞎了眼，就遗传了羊癫疯，就遗传了色盲，而又是个白痴，则他到了后来，沿街敲砖，乞讨为生，他的责任就太小。他如果指责他爹不该染一身梅毒，指责他娘不该不把淋病治好，我们能忍心教他闭嘴乎哉？

    柏杨所列举的酱缸产品，当然不一定完全都对，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还是一句老话，希望读者中的有心人士，切实地反省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中华民族幸甚！

    柏杨的文章，一向是脉络分明，可惜其在叙述酱缸产品时，行文相当凌乱，有时一扯，离开原题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然后嗖的一声，一个筋斗云翻了回来，过了一会儿，又是一个筋斗翻走。下面的介绍，是经过笔者的一番整理，以求不违背其原意为原则，请细心的读者勿逐字逐句与原文核对。

    ⊙酱缸产品之一，是对权势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当然是皇帝。伦理观念对皇帝概不适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亲属，在皇帝面前只不过是“臣”是“奴才”而已（假如皇帝是过继来的，那么即使是自己的亲爹娘也不例外）。这种逆伦灭性（官性大于人性）的畸形道德，不但无人反对，反而认为天经地义。在宫廷生活的荒淫方面，洋皇帝更是望尘莫及。唐代的“后宫佳丽三千人”，固无论矣，即使在周王朝时，天子也可以合法的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太太。夫《礼记》中的《内则》，更为天子苦心孤诣地排好颠鸾倒凤的日程，使这一百多位妻子，可以雨露均沾，不至争风吃醋。所有圣人，对这些不但不予反对，反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的国家法制和社会规范。因此，柏杨认为：圣人不仅是帮凶，简直是正凶，跟有权的大淫棍们是共犯。盖权力好比汽油，圣人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柏杨认为，洋皇帝的权力，一直受到知识份子的约束，但中国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畸形哲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来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全是来自大淫棍的赏赐，无怪乎大嫖客想干啥就干啥，有了圣人发明的“理论”基础，这种乱搞是既合法又合理，既顺天又应人。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所谓“仁”也者，似乎只能在书本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而且“仁”似乎并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对权势绝对崇拜的结果，缺乏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