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头，拼命往官场里去钻，只要给我官做，教我干啥都成。像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能有几人？“十年辛苦”，不是为了研究发明，不是为了著书立说，也不是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谓。

    古往今来，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权在手，可以某种程度（视官之大小而定）地为所欲为。

    二、受人崇拜。

    三、学问变大。（洋人知识即权力，中国权力即知识。）

    四、财产增多。洋人以经商为致富之源，中国人重士轻商，且受孟老夫子“何必曰利”的影响，所以口不言利，但心里却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括为致富之源。昔南宋大盗郑众受招安后为官，同僚鄙之，郑众有诗曰：“各位做官又做贼，郑众做贼才做官”，可谓一语道破。

    在权势崇拜狂之下，不要说政治场合、学术场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变了质：变得近视，变得势利。

    有人认为：中国人虽缺乏公德心，但富有人情味。其实所谓人情味也者，还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留美“学人”短期（请注意“短期”二字）“访”台，恨不得每天有四十八小时参加应酬，“学人”“返”美后，都是“人情味”的见证人。但笔者一位在台的世伯，在股票上栽了筋斗，一生积蓄付诸东流，于是旧日好友对其都敬而远之，在街上遇到时，佯为不见，想打小麻将消遣，都找不到一个搭子（怕他输了付不出钱），人情味者，当如是乎？

    ⊙酱缸产品之二，是自私与不合作。

    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项：一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在压迫小民时压得稍轻一点。

    在这里抄几段儒家的经典，说明其“明哲保身”哲学：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关于行仁政：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那又怎么办呢？儒家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唯一的对策只有“进谏”，进谏而又不被采纳，那就只有“邦无道则隐”之一途了。

    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会中，未可厚非。但自私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风险，就一定变成社会进步的反动力！

    柏杨认为：在现代中国，自私观念又更进一步：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朋友，第一个念头似乎都是：“俺可以在里面捞到多少好处？”“俺可以少负多少责任？”大家都在这上面兜圈子，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皇帝当然是官中之最大者）。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刀枪固然可怕，谗谄尤其难防。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到窝里斗上。

    窝里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也构成一个不能合作的习惯反应。所谓“强者”是指不安份的人，不怕铤而走险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谓“定于一”，是指一种独断独行的气质：“凡是有老子在场的地方，一切都得听老子的！”

    ⊙酱缸产品之三，是淡漠、冷酷、猜忌、残忍。

    在朱秀娟女士的大着《纽约见闻》中有一段，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