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朱女士初到纽约，偕夫逛街，遇一黑发黄肤之陌生人士，有“他乡遇故知”之喜，乃赶紧热情招呼，该黄肤人士竟视若无睹，擦肩而过。朱女士未免下不了台，乃自我安慰曰：“他一定是日本人。”十几分钟后，在地下电车中，又遇见该黄肤人士，正埋首读武侠哩。朱女士又自我安慰：“他一定以为我是日本人。”朱女士写来轻松，但读了以后，心情沉重。柏杨所称“淡漠、冷酷”，其此之谓。

    在美国，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在巴西，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只有在海外的中国同胞，只好一个人乱闯，最多只能找找私人关系，但永远找不到民族感情。

    在台湾的中央、省县、乡镇大小衙门，大多数办事人员都是一副晚娘面孔（柏杨曾以台湾银行、公路局监理所、区公所为例来说明），这些大小官僚姑且不去说它；最令人不解的是：商店需要和气生财，以服务顾客为第一要义，可是很多大公司的男女店员，却都是一副晚娘面孔，对顾客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耐心，对我们这个口头上高喊的“礼义之邦”，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所以柏杨建议：我们最好不喊；即使忍不住要喊的话，那就老老实实把我们喊成“书上的礼义之邦”。

    因为处处是淡漠、冷酷，用正常的脚步，寸步难行，特权现象乃油然而生。举例来说，拿份户口誊本要等一个星期，有了天大的急事，再哀求他也没有用，或者是要买张车票，急如星火，偏偏卖票员说，几天后的快车票都卖光了。当此时也，最好的办法，便是找一张特权阶级的名片，或者是找一位在“里面”做事的朋友，关照一下，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户口誊本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拿到，下个钟头的特快车票，也会马上含笑送来。

    谈到猜忌，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柏杨曾在《闻过则怒集》（《不学有术集》）中指出：

    历代忠臣良将的下场，多数惨不忍睹。举其较为大家所熟悉的，计有赵之李牧，秦之蒙恬，前汉之韩信、周亚夫、李广，后汉之窦宪，唐之侯君集、高仙芝，宋之杨业、岳飞，明之徐达、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那些混账皇帝总是代敌人报仇，令人浩叹！皇帝之所以如此，全是猜忌心作怪。大好的精力，除了用在女人的身上外，剩下来的全用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谈。皇帝猜忌臣下，官员猜忌同僚，小民猜忌朋友，上下交猜忌，而国危矣！

    说到残忍，柏杨更是慨乎言之。他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缠足。中国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残忍的玩意儿，真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更严重的是：

    圣崽们平时板起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要求小民应该做这这这，不应该做那那那，但对于最不应该的割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以及幽禁女子之青春（皇帝后宫三千人，大官儿姬妾如云），却缩起头来不敢挺身说话。对于宦官、宫女、姬妾不但不敢说话，也许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又牵涉到权势崇拜狂问题。对于女子缠足，不但不予反对，反而表示欣赏，于是为文研究者有之，吟诗赞美者有之，此无他，以女性为男性玩物，男性牢不可破之自私心在！

    柏杨漏掉了国人另一残忍的表现，笔者必须代为补充，那便是刑求（俗称屈打成招，台湾则习称“修理”）。宦官制度随满清王朝之结束而结束，缠足也受新风气之影响而废止，独有“刑求”，一枝独秀，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盖现代科学进步，施行的方法也跟着进步，而且都是内伤，蒙古大夫想要验伤，都验不出来。

    中国历史上冤狱无数。冤狱虽不一定来自刑求，但刑求则必然导致冤狱，所谓“三木（古代刑具）之下，何求不得！”古时侦查刑案，不凭推理，不凭证据，自抓人到判刑，全凭办案人和审判人的自由心证。最常见的是：抓到疑犯，送上公堂以后，先不问情由，打他（她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