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