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四月二日，我红五军第一、三、四纵队离开袁州，准备迂回湘赣边界再北上进攻江西的万载、铜鼓，不料行军途经莲花县路口镇附近的一条山路上时，突然与增援袁州的国民党朱耀华旅一部遭遇。军部令我特务大队迅速阻击敌人，等待后续部队赶到进行反击。我和大队长谢嵩立即分头带领部队抢先占领山路两旁的高地，进行阻击。

    敌人凭借兵力上的优势，疯狂向我特务大队的阵地冲击，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迂回到我军侧后，以便前后夹击，消灭我军于行军途中，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在不断增加。

    我亲自在第一线上指挥作战，一面用我的马枪向敌人射击，一面指挥机枪排坚守阵地。机枪排长叶长庚打得十分顽强，他带领机枪排的同志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突然，我感到象被人当胸击了一拳，忙用左手捂住胸口，低头一看，血从右胸部上衣口袋上一个破洞里涌出来，顺着手指缝滴洒在草地上，顿时脑袋嗡的一声，眼前景物一片模糊，我知道胸部已经挂彩。可是，大敌当前，身旁还有五名重伤员，责任感和理智使我镇定下来，不顾个人的安危，也不声张，照常指挥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着重伤员。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忽听背后传来喊“杀”声和枪声，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后续部队已经赶到，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时，我才感到伤口疼痛，头脑晕眩，没有力气站立起来，但还隐约听得到枪声逐渐远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续部队一阵勇猛反击，敌人支撑不住，丢下辎重便仓皇溃逃，我军尾随追击了几里地，缴获很多。战斗结束后，后续部队才发现奄奄一息的我和我身旁的五名重伤员，马上紧急抢救。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军医很少，又没有药，护士只能用棉花、纱布沾上碘酒塞进伤口消毒，然后用绷带把伤口包扎一下，就派民工用担架把我抬送后方医院。这时，我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止血，加上担架的颠簸，肺部枪伤的血水有的顺着创口往外渗，渗透了纱布绷带；有的血随着呼吸进入支气管，淤结成一小块一小块血块，从气管里呛咳出来，伤势越来越重。据医生后来告诉我，担架的颠簸虽然使我不能尽快完全止血，而且不断咳出淤血来，但在当时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胸腔手术的情况下，把淤积在肺部的血块通过气管呛咳出肺部，避免了胸腔淤血过多，造成“气胸”，便于到医院后抢救治疗，反而挽救了我的生命，这真是“坏事变好事”了。

    我们担架队一百多副担架经过几十里山路的颠簸，来到了莲花县城，民工们正在街上饭铺里打“中伙”（吃午饭），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接着，国民党莲花靖卫团的一队团丁冲进了街道。民工们听到枪声后，有的抬着担架跑，有的撇下担架四处逃散。这时，抬我担架的两个民工已不知去向，我挣扎着从担架上坐了起来，呼唤民工来帮忙，正在这危急的时刻，从饭铺里跑出两个老百姓，他看到我负了重伤，便机警地连搀带抬地把我扶进了店铺后面的苎麻地里隐蔽。苎麻有一米多高，我躺在地沟里，敌人看不见。两个老百姓刚回店铺，敌人已冲到饭铺前，只听一阵枪响，我知道，来不及隐蔽的伤员已遭敌人的毒手，心疼得咬住了牙，两行泪水涌出了眼眶……我躺在苎麻地里隐蔽了半天，忍受着伤疼、饥渴和悲痛的折磨，直盼着天快黑下来，好想办法脱离险境。

    天终于渐渐地黑了，还渐浙沥沥地下起了雨。因为莲花县城曾被我红五军攻占过一段时间，当时城内虽然没有红军，但靖卫团怕遭到我地方游击队的袭击也不敢久留，在城里吃饱喝足之后，便吹起集合号，把队伍拉到城外去了。我在苎麻地里听到敌人的集合号声和脚步声已经远去，才挣扎着踉踉跄跄地走出苎麻地来到街上，敲开一户老百姓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