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多有钱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则无力入学，这是教育不平等现象。邓中复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要使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启事与章程得到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有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从此他和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新青年》的影响和激荡下，北大一部份学生开始酝酿创办社团出版杂志，他们的计划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由是，一个新杂志《新潮》于1919年1月和读者见面了。《新潮》提倡革新文词，发扬批评精神，从事“伦理革命”，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大钊、鲁迅等都给予有力的支持。朱自清也参加了“新潮社”。孙伏园说：“我们比较相熟还是在新潮社共同讨论《新潮》和一般思想学术问题时候。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①他的一篇译文《心理学的范围》就发表在《新潮》第三期上。

    正当朱自清向现实迈出可喜的一步的时刻，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的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便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以为“公理”必能战胜“强权”，良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上。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8日召开，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懊丧的失塑：七项希望条件被挡回来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被拒绝了；而且连山东权益问题，也在英美等国的默认和要挟下，完全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

    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彻底失败了。5月1日的报纸披露了这个耻辱的消息，人们由惊诧而愤怒了。很久以来，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滚滚尘埃中探寻、呻吟，现在终于从“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梦中惊醒了，认识到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原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于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染红了古老北京的长空。

    北大“五·三”之夜，是个不眠之夜。5月3日早晨，公告牌上出现了措词激昂的通知当晚开会的布告，到了晚上，北大法科礼堂未到开会时间，就已聚集千余人，除本校学生外，还有来自其他大专院校的。年轻的学生们痛哭流涕，慷慨陈词，会场气氛如火如荼，群情昂奋。当时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许德衍①有详细的描述：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

    会后学生们纷纷脱下手表、戒指，掏出银元、钞票资助明天游行。夜深了，他们还在制作旗帜、标语，起草传单、宣言。北大沸腾了。

    5月4日是星期天，中午过后，13个学校3000多学生陆续到达***广场，人人手里拿着小旗帜，上书“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以及“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出发，出中华门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递交陈词。学生们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散发传单，从东交民巷往北走，经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人胡同，大羊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警卫森严，愤怒学生乃破门而入，曹汝霖不在，把正和日本记者交谈的驻日大使章宗祥痛打一顿，又在曹宅内放起一把火。

    赵家楼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照亮了古城大地。这一正义的熊熊之火，将中国历史画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