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四川两个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刘湘和刘文辉，派人送来了川军缩编方案，二人商定将川军缩编为15个师，其中刘湘、刘文辉部各编为5个师，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李其相各部共编5个师。

    这个方案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但它毕竟是一种象征，表明地方实力派们在裁军问题上动起来了，向中央表示出善意和服从。

    裁军，当时叫做编遣，是蒋介石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编遣中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虽然，这些军队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打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归附中央，但是谁都明白，指挥枪杆子并不是件容易事。所以，蒋介石要通过编遣，给那些与中央貌合神离的地方实力派们来一个釜底抽薪，彻底打掉他们与自己讨价还价甚至兵戎相见的资本。

    此外，编遣还有国计民生方面的考虑。中国有句俗话叫“吃粮当兵”，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许多贫民当兵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有口饭吃，至于军饷是根本拿不到的。既然欠着军饷，士兵们即使仗打完了，也不会复员，而成为“吃饭兵”，况且，自清末以来，战乱频仍，这些战斗力极差的兵油子们反倒成了将军、大帅们手中的王牌。有专家认为，到1929年，中国军队加起来有大约为200万人，而清朝时约为40万人，1922年约为120万人。这个数目是国家财力无法负担的。例如，在1928年，蒋介石嫡系军队约为24万人，年需军费约3。6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亿元。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用南京的直接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因此，不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于是1929年1月1日——在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日子里，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四个最大的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与会者同意将全国军队裁减至80万人，把军事开支限制在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

    但是，与美好的愿望相比，现实的谈判总是显得艰难和灰暗。大会制定的编遣方案确定，全国设8个编遣区，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分区编遣的名义控制了4个编遣区，即中央、海军、第一和第六编遣区，并且，蒋介石以黄埔系军队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而战斗力差的军队应首先复员为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做出更大的牺牲。

    冯、阎、桂等各系发觉自己中了蒋的圈套。冯玉祥、李宗仁甚至是阎锡山，如果说他们没有为国家的利益而做出局部牺牲的愿景，那可能都是看低了他们，但是，这些从炮火中跌打出来的乱世英雄们，也从来不会坐视别人以堂而皇之的借口来行排除异己之实。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更有资格和权利来掌握方向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1929年1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就匆匆离开了编遣会议，并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与蒋一战。两个月后，中原大战揭开了序幕。

    中原大战是蒋、桂、冯、阎四大巨头，不，准确地说还要加上奉系的张学良五大巨头的战争，而为数众多的小军阀则在观望。随着蒋介石南京方面的胜利，他们不得不顺从中央，开始裁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四川没有出现过大军阀，如拿刘湘与刘文辉二人与冯、桂、阎等系军阀相比，那是十足的小巫见大巫。四川地处中国的腹地，沃野千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它的北面和西面分别与今天的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相邻，当时那里没有强劲的军事力量能危及四川；但在它的南面和东面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不但有强大的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