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国际联盟（简称国联）非常任理事国改选，中国被选为非常任理事国。国民政府内的一些高层官员们对此弹冠相庆，仿佛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质的提高，已是俨然的世界大国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16日成立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国家有63个。美国作为建立国联的倡议国，却因为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所以开始时，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实际只有英、法、意、日四国；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后，成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日本与德国在1933年退出，意大利于1937年退出。苏联在1934年加入，1939年被开除。由于一开始就没有把某些大国包括在内，因此国联始终缺乏一个国际组织所需要的普遍性，又由于长期受英、法控制，既违背了广大中小国家的意愿，又充当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再瓜分的工具，终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导致了新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名存实亡。

    因此，国联尚不足论，何况是它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但是这件事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提高”。

    事情要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说起。虽然和会上列强们无视中国的正当权益并出卖了中国，但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它冲破了中国外交近代以来“始争后让”的惯例，对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次和会上偏袒日本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后遭到了国内朝野上下的激烈批评，他在国会中的反对派，抨击他在中国山东问题上的做法是“我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是“对人类和对自由与正义事业不可容忍的大错”。在美国历史上，中国问题如此引起美国公众和政界的注意，这也是第一次。其结果，不但把山东问题挂了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日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收获埋下了种子。

    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以及政治和行政上的独立，声明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各国对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各种限制应从速取消或废止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1922年2月2日至4日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再度就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发表声明：“1919年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最后于2月4日至6日正式签订《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等三个文件，其中关于山东悬案作出的利于中方的规定有：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中国赎回胶济铁路等。条约还规定：自该条约实施起，1915年8月6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协定无效，“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移交详细办法由前述中日关于行政权及公产移交的联合委员会商定。这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国解决山东主权问题的愿望，也达到了列强遏制日本的目的。

    当然，提到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地位的提升，就不能不提到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革命外交”。还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革命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封建的制度，就是国内军阀，一个就是外交。国内军阀，从北京打下了之后，北伐总算告一段落”。“我们最后的革命能否成功，就是全看我们第二个对象如何对付，就是全看外交上的难关能否打破。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就在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这段话表现了蒋介石作为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