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脑的自主意识，表现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新气象，也直接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首先是改订新约运动。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称：“今当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7月7日，外交部提出重订新约三原则：一、届满期者废除，另订新约；二、未满期者以正当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旧约已满期新约未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同时宣布了改订新约的方法、步骤。此后，改订新约运动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1928年7月，首先订立《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接着签订了《中德条约》。与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订立《关税条约》。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订立《友好通商条约》。1930年，与日本订立新的关税条约，改订新约运动结束。改订新约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是关税和领事裁判权。订立新约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与比、意、丹、葡、西等国订立的《友好通商条约》中均有这样的条款：“此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应受彼缔约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说明这些国家已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1929年4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照会英、法、美、荷、挪等国驻华公使，上述各国均未明确反对。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但实施日期一再后延。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废除。

    与改订新约运动相伴的，是收回租界运动。1927年1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已无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晚也要落到自己头上。但是，与中国距离最近且上升势头最猛的日本帝国，是绝不会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1927年3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的左派们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

    国际地位的提高是自己争出来的，不是别人选出来的。所以，如果硬要认为中国当选国联非常任理事国是一个标志的话，那么它也是“果”而不是“因”。

    中国的国际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对国际关系实质的认识，以及中国在这样的国际关系框架中应怎样折冲，中国当局的认识却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一方面认为国际关系准则对列强的行为方式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制约，一方面认为只要巧妙利用大国的利益分歧，就能通过在国际上的纵横捭阖来保护中国的利益。正是这两点致命的误判，使得中国当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还要一味地相信国际间的正义与公理，天天等着国联来进行干涉以制约日本。不过话说回来，中国脆弱的统一和羸弱的国力，也使得南京政府不得不抓住国联这棵救命稻草——即使知道只是根稻草，也只好抓住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