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贻举国以莫可收拾之大患”，并声称，“期以三月，最多半年，限令一律肃清”。蒋介石的“剿共”行动比他的“剿共”宣言还要早些，同年10月，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可是不到三个月时间，“围剿”失败了，那时蒋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豪言壮语”，也许才刚刚被传达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蒋介石看到地方军队不中用，又调集20万大军，派黄埔系的大将何应钦总揽全军，自己还跑到南昌督师。可是在5月16日至31日的半个月间，与红军接战凡五皆败，损失3万余人。第二次“围剿”又失败了。

    蒋介石很快又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是蒋介石听从了德国的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的建议。

    中德两国的军事合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她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德国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蒋介石则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集权化制度，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德国军事顾问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魏采尔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来中国前他的职务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作为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名将，他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也是在作战方面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魏采尔认为，与红军相比，国民军的优势在于装备、兵力和给养，所以应趁红军刚打完大仗，尚在各地休整而未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以优势兵力，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方向直插苏区腹地，占领广昌、宁都等中央根据地的心脏地区，从而赢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动。蒋介石认为德国专家说的有理，于是调动30万大军，主力部队由蒋的嫡系5个师共计10万人组成，亲自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于7月对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开始时，第三次“围剿”的确给中央苏区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毛泽东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那时，毛泽东和朱德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种紧张和慎重的情境，在以往和后来的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都是很少见的。

    可是，第三次“围剿”并没有能对红军造成太长时间的压力。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发生在9月份。此间，广州国民政府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正在捕捉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军队后撤。红军抓住战机，全歼蒋鼎文部一个师，韩德勤部一个旅。

    正是在这种“剿共”不利的局面下，蒋介石决定再次赴南昌督师。就在永绥舰行至鄱阳湖水域时，他接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电报，还没到达南昌，就不得不掉转船头，马上赶回了南京。

    历史行到此处，“剿共”与抗日无可避免地不期而遇了。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摆平了地方实力派，“攘内”的主要对象，自然地成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当时，不光是蒋介石，许多国民政府的大员都这么认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也认为：“‘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