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

    但是，在民族危亡面前，如何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力量，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有责任考虑，也必须考虑。1933年1月，丁文江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提出，应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质言之，就是“和内始能攘外”。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的力量，中国才有出路。否则，“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中国将无药可救：胡适这么说。当然，丁文江与胡适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对于更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例如陶行之等，则直言不讳地批评蒋介石说：“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

    可是蒋介石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也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精神的人。他认为对中共做出妥协于时事无补，因为在那个时期，他还不认为日本会发动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他固执地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充耳不闻。

    历史最终还是捉弄了蒋介石。1936年正是他在又一次的督师“剿共”中，被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而不得不做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决定。历史是严肃的，也是无情的，对于失去历史性机遇的人，无异于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的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