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蒋介石依然还没有回到南京。尽管当家人不在，可一些火烧眉毛的事，南京政府还得必须做出处置。

    查阅南京方面事变后公开发表的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21日以后（包括21日）发布的——正是21日——在那一天，蒋介石终于回到了南京。可是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却是个例外，它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训令》，这个文件是20日发布的。这个文件先是概括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对国民党各级党部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以外，必须一心一德，巩固国家基础，充实政府实力。二、一切人民团体，必须一心一德，努力于救灾与御侮工作。三、本党同志必须抛弃一切意见，造成强固之大团结，以为全国一致之表率。

    第一点是强调政治立场，第二点是强调重点工作，第三点是强调内部团结——总之，这是一篇旨在把全党思想统一于国民党中央的文件。政治话语的逻辑通常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恰恰是因为存在思想不统一的事实。具体而言之，国民党中央要统一各党部的思想，乃是因为基层党部的思想与中央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群众普遍要求政府积极抵御日本的侵略。在这次全国一片的抗日声潮中，除中国共产党明确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外，较早行动起来的还有国民党在各地的党部。19日，在全国民众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北京高校学生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同一天，国民党北平党部分别致电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的古应芬等要员和全国同胞，请息内争，共同抗日，以救危亡。人们不应忘记，古应芳正是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后率先向他发难的人物之一。

    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的呼声，显然与国民党中央不抵抗、力避与日冲突和通过国联的介入以保障中国权宜的政策不合拍。民众的抗日呼声给政府带来了压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压力一开始竟是来自于国民党内部。

    但是，这次统一思想的效果并不好。此后，不但国民党河北、天津、平绥路、山西、汉口、热河、甘肃及部分海外党部，也纷纷致电中央党部或蒋介石本人，要求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积极备战，24日，上海市党部还进一步要求全体国民党员一律参加军事训练，并组织上海义勇军，全体上海党员一律参加。

    来自全国范围的遍及各阶层的抗战呼声，为国民政府带来的压力还远不只此。

    20日，宋哲元、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沈克、马法五等将领及所部全体官兵通电全国，要求统一全国意志，集合全国实力一致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单单是这个联名名单本身，就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不安了，因为这些将领全部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他们虽然系出同门，但已经很久没有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了，现在却在抗日的旗帜下又发出了联名通电。如果他们重新走到一起，南京方面是会担心的。

    还没有完。21日，陈诚率全体官兵电蒋介石、张学良请缨抗日，并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亡国之日”。陈诚是蒋介石的爱将，照理说一个请缨抗战的通电不应引起南京方面的担心，蒋介石自己也说过，军人有爱国心是件好事。可是，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4师师长的陈诚，正处于江西“剿共”的第一线，他本来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打到红军的主力部队并一战而消灭之。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通电全国表示愿意身赴国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商震、张作相、高桂滋、傅作义、杨虎城、于学忠、陈济棠、李宗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