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该拿主意的时候了。

    东北的烽火已经燃起了四五天，民众的愤怒情绪也随之燃遍全国，各方的通电宣言交互传扬。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感到应该公开地展示一个正式的姿态。

    这天上午，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齐聚中大礼堂，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与会者6000多人。南京市11个区党部的常委任主席团，主席陈海澄。国民党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戴季陶、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余井塘、方觉慧等。会场气氛紧张肃穆，与会者义愤形之于色。

    会上，蒋介石作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从东北的局势谈到世界形势，谈到中央的主张。实际上，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给各级党部发出过训令。所以，听众对蒋介石大讲的“我国受此奇耻大辱，无论同志同胞，均须深刻认识，一致奋起，以救危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并不感到新鲜。让大家神情肃穆紧张的却是他们从蒋介石那浓郁浙江口音的讲话中，听出一丝忧虑。

    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真有爱国精神，以御外患。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觉。书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殊可痛心。此次严重之国难中，我国民是否能全体一致，举国一心，发挥真正爱国精神，以救国难，亦为一很大之试验。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证明其观察之错误。惟国家当重大事变发生时，国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动上尤切忌轻浮。力量从组织而生，必须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一心一德，作必死之奋斗，而后始能发生效力，断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

    在这6000多的听众中，除了少数国民党要人能体会蒋介石的忧虑外，一般听众是很难理解他的用心的，因为群众不是政治决策的局内人，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时局和中日两国国力与军力的真正差距，有多么准确的认识。

    在讲话的最后，大家总算听到了一些鼓舞：

    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待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直至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以尽我之天职。

    听众们虽然听到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言辞，但仍不免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在蒋介石的讲话中，充斥说对中国民众涣散与无纪律的批评，充斥说对诉诸国联的期待，充斥着对服从统一领导的告诫，在这一切中，似乎都反应不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信念和决心。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这样的信念和决心，总是应该和抗日到底连在一起的。听蒋介石讲话的意思，似乎“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与牺牲，只是他这位领袖人物的事，而与普通大众无关，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表态，对于对日本的侵略更有切肤之痛的中国民众而言，又有多少意义呢？

    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忧虑是多余的。人人都指其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可是他自己却清楚，他领导的国家是多么的分散无力，他操纵的政府是多么的脆弱。但是这些，都不能直白地告诉民众，只能是以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