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方式——蒋介石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日本人的说法，道出了自己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这一切技巧的设计，是多么的煞费苦心。可是，蒋介石还是从一开始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他总是试图告诉民众：我这个当领袖的是多么的难做，你们可一定要服从中央，忍耐再忍耐哦！在义愤填膺的民众面前，如果你说来说去只能说出“忍耐”二字，那么无论冠以什么好听的名头诸如“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类，到头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激怒民众，并最终使他们把矛头直指向你，说你是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情绪开始是反日，不几天就开始转向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就是一个明证。

    蒋介石喜欢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自己许身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领袖角色，仿佛与国家共存亡的不是整个中国民众，而只是他自己，没民众什么事，大家只要听他的就好了。在民众面前自视甚高而视民众为无物的政治人物，不是贬损了民众，而恰恰是贬损了自己。

    蒋介石的弱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漠视民众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为题目的演讲，对民众并没有起到太积极的作用——民众没有看到一个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大干一场的抵抗政府，政府也没有看到一个愿意服从中央的民众。

    大会最后通过五项决议：

    一、通电全国各军政领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二、呈请中央即日宣布对日绝交，准备作战；

    三、通电全国民众总动员；

    四、急电中央并张学良转东北全体官兵暂为抗日而战；

    五、通电全国对日永远绝交。

    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这五项决议一项也没有落实。

    此时国民党内部尚且处于分裂状态，宁、粤两个国民政府遥相对峙，所谓“举国一心”当然谈不上。眼下当务之急是谋求国民党内部团结，统一两个国民政府。会后，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赴胡汉民住处，敦促胡即日视事，共谋国是。

    胡汉民因年初与蒋介石之间发生“训政时期约法”之争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事亦成为宁粤分裂的契机；此时敦请胡汉民销假视事，出山共谋国是，当然是想为宁粤和解打开契机。

    可是胡汉民不吃这一套，他不愿再以一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政治秘书的身份，再屈从于蒋介石现实的压力。在对待胡汉民及广州国民政府的问题上，蒋介石终于没能做到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