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丈夫这么说。

    “敲钟人是谁？”

    “列宁。”丈夫说。

    高君曼第二回醒来的时候，已是黎明。海关大楼方向传来了隐隐的钟声，里弄口也有了刷马桶的沙沙声。陈独秀站在露台上，背影黑黑的，雪茄的青烟一阵阵地笼罩着他的后脑勺。

    高君曼叹息一声，走上露台，拉陈独秀回房。

    陈独秀纹丝不动。

    “想什么呢？”

    “想我自己。”

    “不只想你一个人吧？还在想什么人吧？”

    “你说什么？”陈独秀回脸。

    “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女人了？昨日你跟我亲热的时候，我就有这感觉。”

    “你感觉奇怪，问得也奇怪。”

    妻子不做声。妻子知道丈夫在北京期间去过许多不该去的地方，起码是一个大学教授不该去的。小报上老登这些花边新闻，陈独秀见着这些花边从来不以为然。

    女人对陈独秀而言，如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而且空气还要求新鲜。高君曼知道这一点。

    “女人，虽然重要，”陈独秀说，“但是对我而言，君曼，你要记住，我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女人而来的，是为理想而来的。”

    高君曼为丈夫披上衣服。陈独秀盯着东边的晨曦，又说：“人生一世，一副皮囊几十年，若不紧着为国人谋利益，徒活而已！”

    “你这个人呀，不是叫女人神魂颠倒，就是叫女人心惊肉跳。”

    “威金斯基来了，钟声响了，往后，你心惊肉跳的日子还有呢。”

    “我也常纳闷，捏捏耳垂子，肉也不薄，怎么就这么没福气！我自己没福气，倒也罢了，只是想着孩子们可怜。”

    “此言差矣，君曼，你要知道，孩子们并不可怜！做陈独秀的子女，是一种福气！”

    “做陈独秀的女人，也是一种福气，是不是？”

    “就我所知，君曼，你已经多时没说过有志气的话了，就这句话，见了志气。我不管是坐牢，还是砍头，你都要当做一种福气来享！”

    “你说疯话？”

    “我没疯。我只不过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命里就不安分，是会永远直接行动下去的。不过，这一回，这个人不会再做孤胆英雄去上街撒传单，他是要结成一帮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拯四万万同胞于水火！这件大事要做成了，就驱除国家黑暗而言，无异于日出东方。”

    “我发现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

    “啊哈，你说出了应该由我对你说的话。”

    “你这人好没良心！”

    “威金斯基太太，就是那个漂亮女人，她就永远不会这样骂她丈夫。”

    高君曼无言。高君曼就这样重新开始了上海的生活，实际上她从第一天开始就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之中，无论是对陈独秀的主义，还是对陈独秀本人。

    这种感觉一直伴随到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去南京。她去南京之前，已经从陈独秀身上，明明白白地闻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味。

    陈独秀确是敏于行动之人。在与威金斯基交谈数次之后，他决定立即组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借以推动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那是五月，五月的一个早上，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就兴致勃勃地来敲陈宅的石库门了。

    敲门的是一个性急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瓶日本清酒。此人便是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前两年当过浙江省议会议长的沈玄庐。

    在他身后的一位，则是提着一只小藤篮的年轻人，面皮黝黑，颧骨凸出。他对清晨的强行敲门似乎感到不安。“太早了吧？”此人惴惴地对沈玄庐说。他叫陈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