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购置了一套房，其中一套出租。1998年，这两套房单价涨到6000多元，黄东升转手赚得五六十万。他回忆，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是遍地黄金，“温州人定金一放进去就可以拿到20万的回报”。之后，黄东升便开始全职炒房。

    温州房源少，黄东升开始北上首都南下上海。2001年，北京中关村的一栋写字楼，黄东升联合10多个同乡整层买下，改成公寓，转租给了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黄东升本是学建筑规划出身，因此在地区和楼盘选择上都有非常精准的眼光。2002年，温州市某地区进行开发的时候，他一口气订购了10套住宅，定金100万，6个月后全部出手转让，400多万净利润到手。

    涉足房产10多年，黄东升的地产投资项目已有住宅、写字楼、商铺、酒店、厂房等多种业态，并且已经遍布全国16个城市，温州的物业大约占到五成。

    2010年7月，黄东升如明星一般，在温州召开了一场个人房产专场拍卖会。在全民炒房客的温州，能够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种多量多区域房产的个人还是少见，而这种没有中介公司自己操办的拍卖会也是头一次。80%的成交率让黄东升感到满意。

    楼市风云变幻，但黄东升凭借自己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几无失手。这时的黄东升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拥有了一个50人左右的松散的团队，实力更强；炒楼也不再是凭借自己简单的商业判断，而是在下手前聘请调查公司进行市场预测。

    所到之处　房价飙升

    温州人“炒”过很多东西，其中最著名的无疑就是房子。当中国的房子刚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温州人就认准了“这个东西能赚钱”，于是，温州人多年积攒下来的大量财富一瞬间都注入到了中国新兴的房地产市场中了。

    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温州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其中陈定模说了这样一段话：

    “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底价就高。我们搞建设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龙港建镇之初，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卓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

    “土地是财富之母”，龙港的成功也许就是温州人炒房理念的启蒙教材。温州人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早读懂了马克思《资本论》那句经典论述的真谛——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机：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两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来自温州；

    重庆：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1000余平方米商铺；

    昆明：温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温州人吃下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长江实业钻石豪宅“海名轩”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的43套，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人多年创办企业积累起来的财富终于找到了流动的方向：企业创造效益——效益投资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业。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着当地市场的神经，最终支撑着温州民营经济狂飙猛进。

    温州资本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