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省人民医院一位女纪检书记抱着张玲玲哭了，说：“完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教育其他医生，要处理任玉章，他让我们丢脸了！”

    但是，处理的结果只是：停职检查，劝其调离。

    这等于向无医德的渎职者网开一面，任他开溜。果然，不久后，任玉章一家就从太原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等他再次露面的时候，他已经是海南一家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拿着高薪，住着四室一厅的房子，很风光，也很气派。

    只因为无德医生任玉章的拒绝治疗，使得美满幸福的一家人从此陷入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而任玉章，五年来对被他一手造成的受难者，不要说认错，就连一声“对不起”也没有说，更不用说前去探视。

    灾难仍在继续。从1992年4月25日大鹏出事的那天起，事故的责任单位山西省人民医院一直负担着大鹏的医疗费用。植物人的生命的延续和促醒，需要大量的金钱。一支脑积水注射液，就要180元，而每星期要注射一次。仅从1992年4月至1993年8月，山西省人民医院就已经支付大鹏的医疗费用17.6万多元。

    然而，1993年9月，山西省人民医院向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以澄清责任。在事情发生一年零五个月之后，仅凭省人民医院的透视结果及单方面陈诉，山西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这一事件属医疗意外而不构成医疗事故。根据这一鉴定，山西省人民医院立刻停止支付医疗费用。从此，田斌一家陷入绝境。

    一个孩子因为医生的失职而丧失抢救机会，成为植物人，这还不是事故是什么？专门研究法律的田斌教授也只有对天长叹：这是什么鉴定？

    1993年11月8日，田斌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控告任玉章犯有玩忽职守的渎职罪。为了保证孩子能够得到继续救治，田斌又以人身赔偿为由，将省人民医院及任玉章诉至法院，要求他们支付医疗费用。1996年6月15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但任玉章没有到庭。

    1997年5月，一审判决下来，法院认为：根据山西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该起医疗纠纷不构成医疗事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巨额赔偿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对造成原告人身伤害结果有一定责任，故被告已支付给原告的17.6万元应予认可。

    接到判决后，田斌立刻提起上诉。

    太原市民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是：无床能不能成为拒绝治疗的理由？为什么第二家医院可以在地板上用刮胡刀完成手术，而同级的省人民医院有那么好的设备，医生任玉章却不能救治病人？既然“气管异物”是急诊中的急诊，为什么任玉章医生可以拒绝治疗，并把危急病人推出医院？假如一个医生连起码的医德都没有，而法律还要保护这样的人的话，那么病人还有什么安全可言？

    孩子是因为任玉章的有意延误救治而终生致残的，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从此案中，我们再一次发现，医务人员对工作的任何一点疏忽、松懈，都将造成病人及其家属的终身遗憾。

    急惊风碰上了慢郎中

    《检察日报》1999年5月1日报道：1996年11月8日9时许，19岁的杨金刚的左手不慎被绞面机绞伤。11时许，被送到禹城市人民医院治疗，门诊初步诊断为“左尺、侥骨开放性骨折”，11时20分左右，杨金刚住进了外科二病房。但一直到下午3时许，他才被推进手术室。手术时间被延误三个多小时。

    手术七天后，杨秀增发现儿子的胳膊没有好转，手指开始发紫，并失去了知觉。11月15日，杨金刚被转院至山东科苑医院。专家接诊时诊断，伤口附近肌肉和软组织大面积坏死，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