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钢板外露。经多次手术，虽保住了胳膊，但杨金刚左手除无名指外的四个手指不得不全被截去，仅存的无名指也没有知觉，胳膊还落下了慢性骨髓炎，至今仍有两个小孔不停地向外冒脓水。杨秀增先后向禹城市和德州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两级鉴定部门均认为不构成医疗责任事故。杨秀增不服，又向省医疗事故鉴定部门申请鉴定。省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禹城市人民医院管理不善，违反首诊医师负责制，未对患者及时处理，延误了治疗。1999年3月16日，该委下发鉴定结论，认定此事为二级医疗责任事故。

    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说法，但杨金刚的一只左手却永远失去了，这对于一个19岁的男儿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悲伤的事。4月5日，杨金刚一纸诉状将禹城市人民医院告到了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他医疗费、残后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误工费等12项费用，共计53万余元。

    杨金刚还只是丢了一只手，而还有许多人因医务人员的延误而失去了生命。

    《云南日报》1993年2月1日以《她不该这样死去》为题发表了云南省外运公司二车队曹忠祥的一封来信，反映了这样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1992年12月8日22时，我带女友张丽去昆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看病。我到挂号处问：“阑尾炎该去什么科看？”女挂号员答：“内科。”我挂了急诊号，扶着女友来到内科诊室，当班的医生还没等我说完话，便说：“这病要去外科。”

    我只好按医生的指点扶着女友来到二楼，当时二楼停电，我们上了三楼。医生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阑尾炎。”“到二楼看。”我们又转回二楼，一位戴眼镜的男医生问：“化验了吗？”我又带着女友去化验室，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化验员。这时，我的女友开始呕吐，连站都站不起来。我连搀带扶她又来到内科，一位医生很热情，检查后说：“可能是阑尾炎，你们抓紧时间去外科看。”

    我扶女友艰难地来到外科。我跟那位戴眼镜的男医生讲：“她又疼又吐，内科医生讲可能是阑尾炎。”他大声答道：“你怎么知道是阑尾炎？你自己给她看好了。病历本呢？”我赶忙跑到挂号处，喊了好一阵子，一位女同志才带着睡意回答：“卖完了。”我只好返回外科，那位医生语气生硬地说：“没有病历本，你叫我怎么看病？”我再三陈述女友病情的危险性，那位医生不耐烦地说：“你们去妇产科看看。”我扶着女友到妇产科时，看到一楼入口处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谈笑，诊室的门关着，我连敲开三间房门都没找到医生。我只好扶着女友再回到外科。

    那位戴眼镜的大夫不见了，我大声喊：“医生，医生，人不行了！”喊了好一阵都不见医生的身影，一位女护士坐在屋里不闻不问，我发火了，挥拳把挂在门上写着“办公室”的玻璃牌打碎，我又呼喊了一阵，还是没有一个医生出来。我流着眼泪，扶着女友，好不容易才回到女友的宿舍。这时，已是次日零时30分。我为她烧好开水，到1点23分，跟她同宿舍的女伴打了招呼，我才离开。9日6点45分，张丽的同伴急匆匆把我找来，只见张丽喊着：“疼！疼！太疼了！”我急忙找来车，赶到昆明市中医院，医护人员迅速采取抢救措施，可人已经死去了。

    据《云南日报》社记者调查，曹忠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张丽去世时只有21岁，生前在省外运公司食堂做了个把月的临时工，得知她死亡的噩耗，人们无不为之痛惜。

    对于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来说，还有什么比抢救病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可是，偏偏有些人，虽然也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却不履行医务人员的基本职责。对生命的冷漠与麻木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1990年1月9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