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还缺乏规范化。因此，维护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的实践呼吁尽快立法，让那些在痛苦中煎熬的受害者早一天得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根据民法原理，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有了因果关系，损害结果的程度决定赔偿数额的大小。可是精神损害的程度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难以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当然，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只要人身权损害成立，精神损害也就成立，无须受害人对精神损害进行举证，另外，在具体案件中可分为一般损害、致残、致死等档次，不同档次的精神损害程度不同，因而赔偿数额也不同。

    综上所述，为了切实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精神文明和法律意识水准，应当承认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并确立对此的赔偿制度。这样才能给生命权、健康权以比较充分的、具体的保护，这样的伤害赔偿制度才是完整的。

    不构成医疗事故就不要赔偿吗？

    长沙的谭庆宪律师为别人打了许多官司，都是得心应手，没料到后来给自己打了几年医疗纠纷官司，最后竟越打越糊涂。

    谭律师告的是湖南一家有名的医院。据《南方周末》报道：1995年9月19日，谭的母亲住进该医院，被诊断为“多发性脑梗塞”。9月30日，一位教授查房，根据病人临床表现和MRI结果，提出了“脱髓鞘脑病，多发性硬化可能”的诊断（事发后谭查阅有关医学专著知道，这种病多见于19至30岁患者，而谭母此时已66岁），随即采用了新的治疗方案。至10月19日，谭母病情恶化，院方召集专家会诊，再次确定病因系“多发性脑梗塞”，但这时已经晚了。22天后，谭母病亡。

    谭庆宪认为，这一前一后出入太大，“脱髓鞘脑病”属于误诊，新的治疗方案属误治，院方应该负责。医院认为诊治无误。1996年8月，长沙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认为，医院存在对病情重视不够，抗生素选择不妥，病历书写潦草和保管不善等医疗缺陷，但与患者死亡无关，不属医疗事故。

    谭律师认为，只要有侵权事实，不是医疗事故，照样可依照《民法通则》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但法院驳回了他的起诉：不服市鉴定委的结论，应向上级鉴定委申请重新鉴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谭律师只好抱着200多页的材料继续上访、申诉。

    无独有偶，有一个法官也遇到了同样尴尬的事情。

    马振羽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法院工作，妻子是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护士。1995年2月27日，妻子在自己的医院剖腹产下一女婴。孰料第二天，婴儿突患“脱水热”、“新生儿颅内出血”等症，生命垂危，被迫采取急救措施。7个月后，市二院作出鉴定结论：由于当班护士未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技术过失，违反母婴同室的规章制度，属严重医疗差错，决定给予一次性补偿4000元。两口子当时商量，若孩子没留下后遗症，这事也就算了。1996年初，经多次诊断，确定孩子有脑萎缩、脑积水、癫痫等后遗症。“这可事关孩子一辈子，不能靠协商解决。”当时身为法院书记员的马振羽决定当一回原告。

    法官自己打官司，没占半点便宜，反倒眼睁睁看着医院的过失越来越小。西宁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否定了市二院关于“脱水热”的病因诊断，认为院方虽负有一定责任，但不属于医疗事故。青海省鉴定委作出的最终结论更为强硬：院方“未造成失误”，不存在医疗事故。结果，西宁市城西区法院、市中级法院均以省级鉴定为依据，分别驳回了马的诉讼请求。

    对于法院一、二审的判决，马振羽哭笑不得：“伤害事实、伤害责任，连被告都承认了。我的诉讼请求是医疗人身伤害赔偿，而法院却以不属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