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患晚期肾上腺恶性瘤的病人，他在某家医院做完切除手术半年后，病人发现两块纱布遗留在里面，为此，他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赔偿170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100万元。目前全国最高索赔标的是900万元。前述的16岁少年宋鹏飞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后，其家人向当事医院提出900万元的赔偿要求。

    从单个案例来看，或许每个病人的索赔要求都很充分，但从总的趋势看，赔偿数额越来越高，显然也不适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医疗单位的运行状况。据透露，最近准备出台的新《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将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中的一个主要方案便是参照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由于这两种事故的伤害对象相同，造成的损害也大体一致，在赔偿方法上自然也有相通之处。总之，医疗事故赔偿必须有一个适当而合理的额度，这对于医患双方的利益保障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呼唤医疗事故法庭

    鉴于医疗事故的复杂性，目前无论是医疗事故的鉴定还是医疗事故的处理，都相当棘手，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为此，现在许多人提出在中国建立医疗事故法庭，使医疗事故的鉴定和处理更加透明，更加公正，也更加规范。

    中山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博士导师陈玉川教授近20年来在法医工作中，不仅为数不清的刑事案件破获提供了医学上的确凿证据和发现，还通过技术鉴定解决了数不清的医疗纠纷。在多年的实践中，陈教授深感目前解决医疗纠纷问题的办法存在一些弊端，因而建议成立医疗纠纷法庭。他认为，通过医疗纠纷法庭处理医疗纠纷，可以使医疗纠纷的处理更加公正和及时。

    目前体制对医疗纠纷处理不够得力。一宗医疗事故，医院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作出是否解剖尸体的决定，这以后，还要经过卫生部门组织的专家评议才能作出结论，如果一方不服，还要到省的卫生部门再复议。这个处理过程，最少要半年以上，弄得医院和病人家属都很疲惫。

    医疗纠纷法庭应由司法部门的司法人员、医院的有关专家、法医组成，对社会大众而言，是公正的法庭。另外，这个法庭应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的机构，不受影响地行使权力，更有助于提高解决医疗纠纷的效率。

    1998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智琼提交了《建议尽快健全处理“医疗纠纷”的法规》的提案，提出成立专门的医疗法庭，处理医疗纠纷。这个提案提出后，引起了广泛注意，数十名政协委员签名，表示支持。

    1999年的“两会”上，农工党福建省委员会的委员王传琛也以提案和建议的形式，提出建立医疗事故法庭。他指出，造成医疗纠纷的原因各种各样，或是医生操作不当，误诊误治；或是医生对病情发展不了解，还有一些难以界定。按惯例，医疗责任事故的鉴定多由医疗卫生部门做裁判，但病人家属对这种做法心存怀疑，宁愿对簿公堂。法院多以民事案件来办，忽视了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加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明显的滞后性，判决缺乏充分、配套的法律依据，导致判决结果往往令医院和病人都不满意。

    要解决上述难症，灵丹妙药何在？王传琛委员开出“处方”：成立“医疗事故法庭”，由医学专家、律师、法官各方面人员组成，专门审理和处理医疗事故及纠纷。从长远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着手制定并尽快出台合理解决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权益的法规，修改制定新的医疗纠纷条例，使之有法可依；设立执业医师职业保险，由医生本人购买。通过这样的机制来保障医生的医疗安全，还能使医务人员提高法律常识，增强职业道德荣誉感，淘汰一批不合格的医生，把医疗事故发生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上海法制报》报道，上海市法学界专家对此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尽快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