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的思想，不要孤立起来，更不要对立起来。

    “中央会议上提到三种情况：一是未过先知，二是过而知之，三是过而不知。我们先争取过而知之，不要过而不知，慢慢地做到未过先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至少是贤人。现在问题不是没有干劲，问题是物质技术条件方面没有摸清楚，这样下去还是过而不知。

    “16.群众路线。上海会议主席批评我们计划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群众路线问题。他说要开干部会议，不要光听党委书记的话。计划是千百万人干的事。我们计委去年是有缺点的，我们变得快，事先来不及通气，事后没有很好地谈。我们计委内部至少也要三级干部采取适当方式来谈，总而言之要上下通气。要有对立面，要唱对台戏，有不同意见不要害怕。至于向中央提、对外谈则要有区别。我们计委内部要畅所欲言，不要怕戴帽子，过去也没有戴帽子嘛。要有一种空气：敢于讲话，不怕。（按：没有这种畅所欲言、敢于讲话，就谈不上群众路线。可惜，贾拓夫讲此话不久，就有了帽子，还是吓人的路线问题的帽子。）

    “17．遍地开花和合理布局。各地方都在大办工业，在基建中要研究如何合理布局。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总有对立面。事在人为，事，反映客观可能性，可以为；事和主观愿望不一致，就事与愿违。我们还是要研究规律，使为在可为之处，切莫为在与事相违之处。

    “计划工作的基本东西是有计划按比例。毛主席历次对经济计划工作的指示值得我们好好温习。从1953年第一次搞计划，提到反对主观主义，以后，特别是1956年讲十大关系、《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书的序言，1957年的新形势，提出多快好省；南宁会议反‘反冒进’，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北戴河会议讲三大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冷热结合。……我个人体会，主席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胜利之后，是在想生产力可以大大解放了。从战略上面，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保守，认清形势，多快好省，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搞快一点，但也绝不是说不顾可能去搞快。原来讲计划要稳妥可靠，后来改为充分可靠。武昌会议、成都会议都讲了要留有余地。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一直讲。武昌会议，我们计划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一步一步退下来，到2000万吨，长远规划从4亿吨到1亿吨，这对我有很大启发：一面要鼓劲多干，一面跟我们的主观主义作斗争。这就是精神与物质结合。”

    贾拓夫在讲这样一大番话之后强调：“只限于我们这个范围，就事论事，论事不论人。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讲，结合学习，把问题搞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他在以上讲话之后不久启程去太原、大同视察。在太原，他和省委书记陶鲁笳深夜畅谈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谈了对大办食堂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投机。陶鲁笳请贾拓夫对山西的干部讲一讲。贾拓夫接受了邀请，专门做了认真准备。他讲话的出发点就是想如实地讲清楚经济形势，认识困难之所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解决问题。他讲了两部分：（1） 1959年计划编制问题；（2） 1960年计划编制问题。他的这个讲话，后来也被当作“反党大毒草”而加以批判。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毒草”到底是什么内容。他在报告中讲：

    “1959年总的形势是好的，是大跃进，即使又一次调整，仍然是大跃进。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他着重分析了问题，认为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紧张，有些环节还异常紧张，有些比例失调。集中表现在8个方面，即工业、农业、市场、交通、劳动力、基本建设、物资及后备、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