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即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中国有两种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而实现这个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即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有全国广大人民和国际人民的援助。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毛泽东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冈野进（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领袖）相继发表了演说，预祝大会成功。彭真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胡乔木担任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的纪录。

    开幕式又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这个书面报告一开篇就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的报告，主要就是讨论这些要求。”

    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关于中国之命运的成熟思考，它既是中共的战略方针，同时又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策略方针。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统治，拒绝民主改革，中共要求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终未实现。

    尽管组织国防政府的政治主张未能实现，但共产党决心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改革，建立联合政权，成功地创立了“三三制”的地方民主联合政权，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普遍推行。它同国民党一党专政形成鲜明对照，起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

    当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时，自皖南事变以来变僵的国共关系趋于缓和。1943年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上，蒋介石提出“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时，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这一年，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战场捷报频传，但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这激起全国的强烈不满。河南战役的失败，成为正在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中许多参议员质询的内容。国统区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