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推托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口号，一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一是西进西康、青海、新疆。认为不同意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右倾，就“应当严厉反对”。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6月26日在两河口开会。周恩来等离懋功到达两河口。

    6月25日，周恩来在两河口出席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并会见了张国焘。张国焘问周恩来，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因张国焘也是中央负责人之一，当然实言相告说，大约还有3万人。张国焘听了以后，自恃红四方面军现在有8万兵力，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就立即变得强硬起来，并且说红四方面军准备西去。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以后的转战经过，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论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域宽大，利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对我封锁，我却不易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对两方面军扩红工作有利，而松、理、茂加抚边一带，人口只有20万。（三）松、理、茂一带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甚至粮食还不能自给，草原牛羊也有限，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另外，敌人尚在阻截、封锁我们，欲陷我于松、理、茂地区，倘我果真深陷于此，便没有了前途。因此，必须迅速前进，向东向南都不可能，应向岷山山脉（四川北部与甘肃相邻的大山脉）以北发展，争取这一地域。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的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翻过山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松潘方向，如攻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就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朱德也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该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败敌人，建立根据地。要调动敌军在野战中消灭之。

    会上，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都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张国焘在会上也发了言，口头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最后，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

    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红军能胜利地向甘肃前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都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