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宣告进行长征的社论

    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署名张闻天。

    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今之总理）。他在社论中实际上宣布红军主力即将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张闻天对“进攻路线”作了新的解释，说明依照当时的环境，不单采取进攻、反攻，就是采取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也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肯定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便“缩短战线”，突破封锁“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相当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张闻天还进而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他自觉运用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发展轨迹作了概括，并进行批判。张闻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社论虽然还没有完全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进入9月，开始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同粤军陈济棠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红军从赣南突围西征开出了一条通道。但是，对于突围行动这样一件大事，在广大干部与指战员中没有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直到9月下旬，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所以，张闻天写的这篇社论，实际上代表党中央宣告：主力红军即将离开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

    董必武和何叔衡两位革命前辈是读了这篇社论后才意识到红军即将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社论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所以，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和毛泽东一起踏上长征路

    开始长征时，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没有“长征”这个名词。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故称“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洛甫（即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洛甫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洛甫、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到赣南省省会于都集结，跨过于都河，踏上西征路。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互相影响的因素，一是博（古）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