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早对李德、博古在广昌战役的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极为不满。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作了比较，认真地分析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形式的错误。他们一路交谈，彼此交换意见，思想和观点逐步统一起来。大家都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主观方面，是犯了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必须扭转现在被动的局面。经过讨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之间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时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十分亲密的同事和战友，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他们在行军路上坐担架相逢后，几次进行交谈。王稼祥直截了当地指出，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采用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事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应当改组领导，撤掉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他建议由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挽回当前红军所处的危局。

    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应该通过党的高极会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稼祥又说：“那就要快一点，由中央召开一个专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改变错误领导，把不称职的人‘轰’下来！”

    红军一进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鉴于国民党已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的情况，建议放弃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

    会议地点在通道县东面一座小山上的恭城书院。这是一片很整齐的房子，四周是用青砖砌成的围墙，墙上攀附着一片古藤。军委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周恩来宣布开会，并请大家谈一谈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

    李德首先说，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出一大片苏区。

    博古想不出其他好办法，觉得只有按照李德的意见办，与2、6军团会合。

    毛泽东发言认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贵州敌人力量薄弱，如果进军那里可以争取主动，还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接着，他把自己所搜集到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向大家作了介绍，同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王稼祥站起来表态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因势利导。

    张闻天发言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希望大家认真考虑。

    朱德也觉得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主张慎重行事。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比较切合实际，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听完上述意见，李德十分恼火。他认为“毛泽东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了红军“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进而，他看到毛泽东的意见不仅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不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