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军阀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站稳脚跟，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四川对外交通不方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很难往四川调大量部队。

    遵义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聂荣臻和刘伯承这两位军事家的建议得到肯定和重视。

    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产生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否定了博古《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提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且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使党的领导人发生了重大变化。会议决定：（一）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长征开始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的决定，震撼了敌人，振奋了军心。聂荣臻在给仁怀县一家地主场院红1师连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这时天下起了小雨。一些人坐在屋檐下，还有一些人就坐在场院上。1师政委谭政给聂荣臻举着一把雨伞，整整3小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走开。

    聂荣臻讲完了，干部们热烈鼓掌欢呼，完全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受过王明路线打击、义愤填膺的干部，此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分开心。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为了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沿西昌大道继续北上。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的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不畏艰辛，演出了巧过彝民区，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一幕幕震撼世界的历史壮举。

    此时，为了在地理环境险恶的地区为北进的红军开辟一条道路，中革军委临时调整了聂荣臻的职务，离开红1军团，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

    先遣队，就是要逢敌开路，遇河架桥，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使聂荣臻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先遣队的司令员是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聂荣臻眼里，他的这位四川老乡军事阅历丰富，遇事深谋远虑，工作作风细致扎实，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人情也很熟悉。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但他少小离家，对四川西北的情况了解不多，对于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彝族地区，什么“黑骨头”、“白骨头”之类的，知道得就更少了，有刘伯承这位老军人作搭档，聂荣臻心里踏实，自信前方没有跨越不了的天堑。

    先遣队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天堑是大渡河。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登相营、越西到富林。这条大道上不仅有国民党刘文辉的第24军防守，四川军阀刘湘所属的王泽潜部也正在向富林开进，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段；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到安顺场，这不仅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还必须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民区。听了侦察组的报告，刘伯承对聂荣臻说：荣臻呀，敌人显然是判定我们要走西昌至富林的大路，所以沿途都有重兵把守，我军要从富林渡过大渡河，与敌人主力顶牛，不易成功呀！

    聂荣臻思考了一会儿，说：是否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呢？

    刘伯承点了点头，说：走这条路必须经过大凉山彝民区。彝族分为黑彝和白彝。纯粹是彝人血统的叫黑彝，汉人称其黑骨头；彝汉混血儿叫白彝，汉人称其白骨头。黑彝和白彝之间虽然有矛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