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多了一个骑马的人：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聂荣臻猜到了刘伯承到红一军团的意图，笑着对他说：伯承同志，人还在马上，心已经进遵义城了吧！

    黎平会议上，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经验教训。这实际上已经表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是失败的，红军不能再由他们摆布。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占遵义，把敌人的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如此，党中央就赢得时间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们尚未深刻认识到由于自身的错误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进遵义城以后，仍四处活动，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游说。

    1935年1月15日。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日子。

    战争的风云暂时消散了。何键虽然没有被免去“追剿军”总司令的桂冠，却率领20个团转至常德地区作战去了。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在长江南岸摆了一线，由于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冒进。尽管蒋介石十万火急调粤桂军队尽速北上遵义，但粤桂军阀们知道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仍将部队迟滞于黔南。蒋介石嫡系薛岳、周浑元的部队又被滔滔乌江阻隔，难以施展他们的枪炮。

    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却白热化、公开化了。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会议的前一天，聂荣臻接到军委指示，将1军团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前来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的脚伤没有好，三天会议，都是坐担架来回。

    在反“围剿”战争中实际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他曾在30多年后回忆说：遵义会议的情况同“文革”时期举行的中央全会有类似之处……遵义会议上，除政治局委员外，还邀请了军事指挥员和毛泽东的其他支持者出席，他们成了与会者的多数，并最终使会议有可能对前一时期的军事战略进行了谴责。显然，布劳恩是把聂荣臻等军事指挥员看作毛泽东的支持者了。

    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其《邓小平》一书中亦对遵义会议提出了大胆的猜想。他说：我们也不知道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如何通过和由谁参加表决的，它很可能是与会者在毛泽东的主张已经占上风时，以齐声口头表示赞成的办法通过的。

    话说得很平谈，其实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关键时候是非常激烈的，这是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生死悠关的斗争。

    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提出严厉批评。

    王稼样在毛泽东讲完后立刻站起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博古由于形势所迫，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承认错误。

    李德坐在靠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很低落，态度却十分顽固。遵义会议没有给这个外国人安排正式席位。

    聂荣臻想得最多的是革命的发展，红军的生存。在与会者情绪激昂，争论激烈的会议上，聂荣臻坦率直言：我和伯承同志都觉得，我们应该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不是我们偏爱四川，而是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要比在贵州好得多。这一路上，大家也看到了，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又没有工作基础。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会很多。四川则不同。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开辟了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四川是西南富庶的地区，人烟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