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军团13师师长陈伯均肠胃不舒服，他在日记里记了治疗的方法，由于还是长征初期，医药充足，他注射了两针的预防疟疾的药，吃了6个泻丸，还有一盒百合粉和牛乳。不过到了后来，再犯病的红军战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艰苦的行军、频繁的战事中，红军的伤员不断增加。1934年11月3日，陈伯均在日记里记下“途中敌机两架大肆骚扰，并掷弹十余枚，我伤四人……这几日因久治不愈，而致命故不下十人。”他还提到“行军卫生太差，沿途粪便狼藉，污秽不堪，对我之健康实有很大防碍，这的确是须要即起纠正的一件大事。”

    长征越是进行到后面，红军的药品、医护用品就越是匮乏：没有纱布，只好用厚纸代替，裁成窄窄的小条；仅有的绷带剪成大小方块，只够包在伤口处，外面用纸裹好；战士们、护士们腿上裹的绑腿都变成了绷带。

    陈伯均的脚因为过去负过伤，到1934年12月已经不能着地了，两个月的剧烈行军，被医生诊断为骨膜炎，只能坐担架。他在担架队里遇见了聂荣臻，后者因为爬山脚被刺破感染化脓。

    长征开始后三天，胡耀邦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1935年5月，胡耀邦再在遵义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被送到天主教堂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个叫王彬的医生给他动了手术。胡耀邦认为王彬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曾就医国民党部队，是一位少校军医。但这样的人在红军部队里非常稀少。

    长征途中红军许多高级军官都有负伤或患病的记录，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还有罗明、钟赤兵、张云逸、张宗逊、文年生、李寿轩、白志文等等，包括长征途中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自己也是经常咳血、胃痛。而毛泽东、王稼样在长征一开始就带着病体出发，周恩来更是差点命丧草地。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也得了很严重的伤寒。这些人因为患的病比较严重，才得以记载下来。更多的小病小痛以及因战斗负伤的则不计其数。

    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行军当中，医院、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好多伤员伤口发炎溃烂、化脓生蛆。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限于条件，当时对病患的治疗都是简单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汤，外伤则是用盐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点鸦片内服。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于是只好到乡村山间寻找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这是经常的事。

    李耀宇当年曾在巴山腹地王坪的临时红军总医院参加过护士训练班，他在自己撰写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文章里这样描写过医院里的场景：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 。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