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是旋转的写字台。一扇挂着门帘的小门大概是通向洗澡间的。阿兰的目光四处扫视着，最后落在了船长刚才放下的那本书上。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杰贝克船长说，“《罪与罚》。”

    “你读的可是俄文原版。”阿兰惊讶地说道。

    “我读得非常慢，”船长说道，“俄文是我不太好的语言之一。”他从一只烟灰缸上拿起一个烟斗，敲掉里面的烟灰，然后又开始装着烟丝。“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正义总能得到伸张。”

    “你不相信吗？”

    “有时人等不了那么久，特别是在年轻时。”

    “象亨利·杜瓦尔？”

    船长考虑着，吸着烟斗。“你能做些什么呢？他是个无名氏，他根本不存在。”

    “也许我什么也做不了，”阿兰说，“但我还是想和他谈一谈。许多人对他表示关切，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一些人愿意提供帮助。”

    杰贝克船长审视地望着阿兰。“这种关切能持久吗？也许我的那位偷乘者只不过是你们常说的那种‘9天的好奇？’”

    “如果他是的话，”阿兰说道，“那么只剩下7天了。”

    船长又停了下来。一会儿，他小心地说道：“你知道，我有责任弄走这个偷乘者。偷乘者要花钱来养活，而现在维持船上生活的经费已经够少的了。船主说利润收入很低，因此要我们节约。你已经看到了船上的状况。”

    “我理解这一点，船长。”

    “但这个年轻人已经跟我20个月了。可以说在这么一段时间里，人是能够产生一种看法的，甚至产生依附感。”他的声音不高，思虑重重。“那孩子一直没有过过好日子；也许他永远也过不上了，而且我想那也不关我的事。但我仍不喜欢看见他被唤起希望，然后这些希望又破灭了。”

    “我只能再告诉你一遍，”阿兰说道，“有些人希望看见他在这里得到一次机会。也许这仍实现不了，但如果没人试一试，那我们就永远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实现不了。”

    “这倒是。”船长点点头。“好吧，梅特兰德先生，我马上叫人找他来，你们可以在这里谈。你想单独谈吗？”

    “不必，”阿兰说。“如果你待在这，那太好了。”

    亨利·杜瓦尔紧张地站在门口。他看见了阿兰·梅特兰德，然后又望着杰贝克船长。

    船长示意杜瓦尔进来。“你不用害怕。这位是梅特兰德先生，他是位律师。他来这里是要帮助你。”

    “我昨天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你的报道，”阿兰笑着说道。他伸出手去，杜瓦尔迟疑地握住了它。阿兰发现，他本人比报纸上他的照片显得更年轻，他那深陷的眼睛里含着一种不安和警惕的神情。他穿着一条工装裤和一件手织水手衫。

    “挺好，那些写的东西，是吗？”他急切地问道。

    “写得很好，”阿兰说道，“我来这儿是想了解一下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

    “都真实！我讲实话！”他的表情象是受了伤害，仿佛有人指控了他什么。阿兰想，我得仔细斟酌词句。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阿兰安抚地说道，“我想知道的是那家报纸是不是如实地报道的。”

    “我不懂。”杜瓦尔摇了摇头，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们先不管它，”阿兰说道。看来他的头开得似乎不好。他继续说道：“船长对你说了，我是律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代表你，并尽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们国家的法庭。”

    亨利·杜瓦尔看了看阿兰，又望了望船长。“我没钱。我不能支付律师。”

    “什么也用不着支付，”阿兰说。

    “那谁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