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

    被无数青年视为精神领袖的披头士乐队在1968年发行了《白色专辑》，这张双碟长篇中，约翰·列侬写了一首歌《革命》：“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改变你的头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在中国，毛泽东则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概当时没有比毛泽东更受本国青少年爱戴的政治领袖了。没有人要求这些为理想而激动的年轻人，“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据说当年有2000多万的年轻人从城市奔到边疆和农村。梁晓声说：“我认为他们是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具有闪光的可贵的应充分予以肯定的一面，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黑龙江作家贾宏图在《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中，将这些故事称为“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

    关于北大荒和知青的故事已经被无数人叙述和阐释。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亲历过北大荒开荒或者亲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且，他们大多数也都是最终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留下的，才是默默无闻的一代人。青春的虚掷和对人的浪费是不能被提及的话题。事实已然如此，或者，那段青春毕竟已经燃烧完毕。

    他们活在保尔·柯察金的世界，想像要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和辛劳把自己锻造成钢铁。1969年来到北大荒的杭州知识青年孙文珍在1989年病逝时，留下的遗言是：妈妈，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拿到北大荒。1957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包括吕士恒在内的南京农学院学生写给高等教育部部长的信：“我们要去的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农学家，我们立志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干上一辈子！”

    “（北大荒）已经开垦的三千万亩土地，每一寸土地上都浇灌着我们的汗水，甚至为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北大荒已经成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是我们创造的，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光荣的开垦史。北大荒的开垦事业是与治水休戚相关的，我们从挖沟、筑堤，发展到现代的喷灌，经历过多少艰难的岁月，我们的勘探人员，我们水利施工大军，踏冰窖、趟沼泽、与天斗、与地斗、还要跟野兽斗，都是真正的英雄。”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锡禄在关于北大荒史志的一部文集中说。

    现在来看，这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已经过去，北大荒也成为重要的产量区和一家上市公司的名称。无论当时的青春是多么炙热，我们都要找回自己的头脑，而且，解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