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饭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房门口喊：“葛佩琦，出来！”我出了监号，她一挥手，要我跟着她走。她领着我出了监房院的大门，把我交给了一位武装战士，他把我带到了另一个院。这个院内有一排北房，开了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我进了审讯室，看到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我时，那位穿便衣的人。他让我坐下，并说：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他问不我的简单经历和家庭概况。然后说：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楚你的问题；国家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交待问题，就有前途。最后，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我爱人患心脏病，在西郊休养；我女儿因猩红热后遗症，住在儿童医院；她们不知道我被捕的情况，我想写封信给我爱人。他考虑了一会儿，对我说：可以，你写好了信，交给管理员，要他转给我，我代你发（按规定，没有结案的人，不准写信）。

    1958年春节后，一位年轻的审讯员开始对我进行系统地审讯。先讯问我的历史经历，后讯问我的“犯罪情况”。当我谈到1938年我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审讯员问：“你组织游击队干什么？”我说：“抗日。”他一拍桌子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是抗日的吗？不要胡说。”当审讯员问我：“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都干了些什么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地下组织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我党地下组织。”审讯员怨声斥责说，“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这次审讯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我想，我如果再坚持我是共产党员，可能遭到严厉的、危险的惩处。于是“不要拿着鸡蛋碰石柱子”、“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这些话就在我的脑子中起了作用。从此以后，我在被审讯时，不再说我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我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　也没有要求写入党和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这第一次系统审讯共进行了36次，有时自天、黑夜连续进行，简直是精神折磨。

    1958年秋，那位年轻的审讯员开始了对我的第二次系统审讯。这次系统审讯的内容和第一次系统审讯的内容基本上相同。在这轮审讯过程中，审讯员提出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我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只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和我在工作上取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这第二次系统审讯共进行了30次。

    1958年冬初，审讯员交给我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其中没有关于我参加共产党和做地下工作的内容。审讯员要我根据提纲写“亲笔供词”。我很快地写好了，交上去。过了不久，审讯员告诉我，你的问题己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对于一个坐在监号里，吃窝头，喝菜汤，经过漫长岁月的坐监人来说，一旦得到“结案”，也是一件喜事。

    1959年2月下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给　我一份起诉书。管理员要我好好看看，准备开庭。起诉书的主要内容是，把我的革命历史诬为“历史反革命”；以1957年报刊上对我的那些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诬我为“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它要求法院对我“依法惩处”。

    在开庭前两天，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