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管理员找我谈话。她说，“你的案子后天开庭，你是否请律师辩护？”我说：“我已经交代清楚了，用不着请律师辩护，由法院看着办吧！”那位管理员说：“请律师还得花钱；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的。”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管理员开开监号门，叫我去开庭。我以为开庭要到法院，其实不是，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出了监房院的大门不远，到了看守所的另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栋座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着“法庭”三字。庭内摆满了木制的长条椅子，但无人旁听。法庭的东头有一个审判台，上面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审判台前面，站着几名法警。我迸法庭之后，坐在一条木椅子上。

    审理开始，审判员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然后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我陈述意见。我说：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控告我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控告我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但这不是我的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些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我是接受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条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槽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尘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干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故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律依法宣告无罪释放。检察员对我的答辩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陪审员说：请法院根据检察院的控诉和被告的答辩公正判决。审判员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审判员宣布：辩论终结，听候判决。退庭。

    在北京市看守所

    1959年4月中旬，政府把我从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送到北京市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