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飞、高崇义、杜守智等。

    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仍打着“革命”的旗号。当时延安地区革命力量很薄弱，我党活动很难开展，区党委决定利用国民党的牌子，开展有利于我党的工作。经组织批准，高岗打进国民党，在他参与协助下，由国民党肤施县临时党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县党部，高岗被选为县党部委员，任党部录事，取得了合法身份，并打入高双成部搞兵运。延安县党部党务工作，基本上由共产党人包揽，党部主要负责人是焦维炽(共产党员)，党部委员高岗、陈俞延、易厚庵等均为中共党员。县党部设在延安钟楼附近的“义合站”，门上挂着“中国国民党肤施县党部”的牌子，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联络站，里边设有游艺室、阅览室、会议室等。他们利用这个合法场所宣传革命，每逢节日、纪念日以国民党部名义召开大会演讲，张贴标语，把动员贫苦农民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势力的斗争及反对贪官、土豪，反对黑暗统治、动员吃大户粮渡灾荒的内容寓于其中，高岗寓意深长地说：“我们是‘挂狗头，卖羊肉’”，“打白旗，干红事”。“打上国民党的旗号，为共产党办事，这不是最好的事吗！”采取这种方法，似有不当，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起到发动群众的目的。

    1929年春夏未下雨，上年大灾，陕北农民大乱，东奔西走，死尸遍地。这次灾荒，陕甘豫有3500万饥民，陕甘“鼠疫、饥饿死亡人达350万之多”，史称“中国历史上十大自然灾害之一。”官府地保豪绅，相互勾结，疯狂镇压“闹事”的灾民。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和儿子在家里无法生存，连树皮也吃不到了，还受到人们歧视，反动派说是“土匪”家属，家也被抄了门上封条，高岗的哥哥高崇义被抓押送榆林。她带儿子来到安定，在姐姐家托人打听到高岗在延安县党部干事，捎信给高岗。高岗不久来安定把杨芝芳和儿子接到延安。他们在去延安的路上，看到大川、小路上逃难的灾民，络绎不绝，饿的眉膀脸肿，一个个骨瘦如柴，一张张痛苦呻吟的面容和沿门乞求的惨相：“干大、干妈，行行好，给点吃的，救救这娃娃。”在山沟里扔着候娃娃哭叫，惨不忍听，惨不忍睹。高岗认识不少人及听口音大部是横山、米脂、榆林等一带的人。“富人兼拼土地，囤积粮食，穷人流离失所，尸横遍野。”男儿有泪不轻掸，此种惨状，使这个陕北汉子心里难受的撕肝裂胆，不时流出眼泪，痛骂黑暗社会制度。

    去年大旱，也造成延安地区贫苦农民家无粮，加之外来灾民很多，高岗看准了这正是发动农民造反动派反的好时机，他在区党委会上提出专题研究讨论了救灾的问题，借此发动农民运动，配合兵变拉出枪杆子，组织自己的武装。他亲自到高双成部发动士兵运动，到延安四中发动学生运动，刻腊板，搞油印，向各县中共支部(当时延安所属各县只建支部)发指示，要求各县党员到农村，组织农民抗粮、抗税、抗捐，分吃大户粮，救饥民的命。他自己利用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的身份，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领导发动饥民吃大户粮，解救了很多饥民的生命。他和地下党员冯世光等在安塞地区以“哥老会”名义组织地下游击队斗争富豪，开仓放粮救灾民。并指挥高善祥、闫树华等带领饥民，把安塞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高岗又以高双成的副官身份给县长做工作，伪县长被迫办起舍饭点，给饥民发粮食，舍饭3个月。这些举措，受到陕北逃难饥民的感恩，他们说：“横山出了个李自成，爱护穷人率大军；高岗学着李自成，救济我们穷人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