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祖籍俄罗斯，本人生于乌克兰。祖父和父亲都是工人，他自己也是工人，在顿巴期矿区干过矿工和钳工。中学文化水平，在沙俄时代的工人中，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有一次在同我闲谈中，他问我在顿巴斯做过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当年那里的中国工人很多，但他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天下。

    十月革命前后，苏共非常重视党员的阶级成分，因为那时党内知识分子的比重较高，应该多吸收工人入党。于是1918年当赫鲁晓夫要求入党时，这样一位又是血统工人，又比较有文化，而且很活跃的人，便被视为优秀分子，很快批准入党了。

    他入党后，又很快被提拔当了干部，在党内担任了支部书记。但他的水平和人格并不因此而得到提高，仍表现得低级庸俗，甚至无赖。爱谈女人，玩弄小孩子，和小孩打交道，甚至教小孩子骂人，骂自己的父母，偷东西等等。

    1925—1926年间，他又由支部书记提到区委（相当于我们的县属区）。到了区委以后，他比较注意了自己的形象和影响，文明了一点。工作较努力，经常下基层了解情况。和其他干部一样，自带干粮，不向群众要东西；饿了，到树林里烧点开水，吃点香肠面包，继续奔波、工作。继而担任了区委书记。

    赫鲁晓夫的乖巧

    因为他是血统工人，又有点文化，所以虽在基层，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视。他也很快就摸到了斯大林的脾性，于是不断吹捧恭维斯大林，一直奉承到肉麻的程度；同时想方设法给自己创造优良声誉，以便给斯大林以“好”的印象，博得斯大林的欢心。

    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乌克兰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整掉了。赫鲁晓夫却被提拔上来当了第一把手。这个位子和斯大林的距离大大接近了一步。这时他对斯大林吹捧到了无耻的地步，喊什么“斯大林是我的生身父亲”，称斯大林为“亲爱的爸爸”。斯大林则认为赫鲁晓夫“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他又是工人出身，因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40年初就把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任首都市委第一书记，随即又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赫鲁晓夫钻营成功了。

    进入上层的初期，赫鲁晓夫在众多革命者前辈面前，只能是挟着尾巴做人。毛主席访苏期间，在一些大的聚会中，他总是躲在人身后，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被人们注意。但他的这些表现，倒很可能恰恰使斯大林对他增加了好印象。

    1952年，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政治报告之后，当进入具体的人事安排和工作的调整，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时，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暂时退席休息。斯大林本来答应我们三天之后同我们会谈。但在人事安排上，却遇到了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麻烦。人事安排的中心问题是选择斯大林的接班人。斯大林想让赫鲁晓夫往中央总书记，但其他中央委员了解赫鲁晓夫的为人和能力，出于慎重和负责的态度，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即多数同志不同意赫鲁晓夫提任总书记一职。为此事争论不休。

    我们等了5天，仍未安排同斯大林的会谈。一天傍晚，斯大林给刘少奇打来电话，谈了很长时间，大致介绍他们争论的焦点，他说：我们被弄得“鬼吹火”，在人事安排上遇到了麻烦，分歧很大，至少要20天到一个月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其它许多工作安排，目前还谈不上。他自己也感到了十分疲劳。所以他希望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到南俄去休养若干天，大约一个月以后，待你们返回莫斯科，再安排我们的会谈。

    于是刘少奇利用这个时间，同印尼（艾迪）、日本（野板参三）、越南（胡志明、范文同）等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会谈。邓小平和我先期回国，留下林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