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甚多。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

    康生并非偶然出现的一个人，他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此类人并不太少见，只不过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罢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于识别这一类人。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对，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好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入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一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