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嗽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凡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中，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