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中采用的策略是以何香凝的话，号召“反右派”。社论发表之后，尽管毛泽东接连以中共中央名义对党内发布“反右派”指示，但是他自己绝不公开出面批判“右派”，连中共中央负责人也很少出面讲话。

    只有李维汉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六月八日当天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人民日报》于九日醒目刊登。

    李维汉指出：“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

    毛泽东深谋远虑。

    他采取的“反右派”策略，第一步棋先是以“工人说话了”打头阵，造成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的气氛。

    第二步棋是发动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人士对“右派分子”发起猛攻。这和借用何香凝的话号召“反右派”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因为中共本来是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这才开展大鸣大放，这才实行“诱敌深入”…

    这样，“反右派运动”最初是在民主人士中展开：左派民主人士批判“右派”民主人士。

    翻开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之后的《人民日报》，满版满版的是左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拥护发言，以及对于“右派”们的揭发和批判：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朱学范的文章《让‘鸣’‘放’向健康方面发展》；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的文章《怎样帮助党整风？》；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的谈话《应该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史良的发言《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

    在“反右派”之初，并不知道谁是“右派”，也没有划分“右派”的明确的标准——虽说中共各级组织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内部定下左中右名单，但那毕竟只是内部掌握，并不公布于众。

    所以，最初的反击火力，只是集中谴责“匿名信事件”和批判葛佩琦——因为葛佩琦的言论太明显了，谁都以为葛佩琦必定是“右派”。

    第一个把反击的火力指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三大“右帅”的，是吴晗。

    那时，吴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

    吴晗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因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革”中第一个遭到炮击。姚文元抨击他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然而，他在一九五七年却冲锋在“反右派”的第一线。

    其实，这并不矛盾：他在一九五七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此后他写《海瑞罢官》也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曾热烈地鼓掌。

    郭星华曾这样回忆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吴晗的谈话：

    “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①

    只是风云变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选择了他曾赞赏过的《海瑞罢官》开刀，称此剧的“要害”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吴晗也就在“文革”中含冤西去……

    当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翌日，吴晗就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