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这么写的。后来，《新华月报》转载了拙作《敢说真话的人》。龚育之先生看到了，给笔者的文友王通讯先生去函，请王通讯转交笔者。龚育之的信，以他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对于傅鹰评价的来历，更正了笔者报告文学中的几处讹误。

    龚育之先生是湖南湘潭人，一九五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从事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一九七七年后，曾任中共中央毛泽东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笔者在完成一书初稿之后，在整理旧札时，发现龚育之先生十几年前的两封关于傅鹰问题亲笔信，颇有史料价值，现补入新版之中。

    龚育之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七日致王通讯的信中写道：

    上次和你谈到叶永烈同志记傅鹰的文章，我很赞成多写一些向人民介绍我国科学家的文章，尤其是像傅鹰这样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是辛勤严谨的，在政治和道德上是正直的，敢讲真话，是党的诤友。叶文中有几处事实，因为我恰是当事人，了解详细的情况，愿意向叶同志说明，以便纠正以讹传讹之处。讹传不自叶文始，周培源同志过去的文章中就有，因为他也不了解情况。我已向周说明过。

    一、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不是指的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一个三部曲》那篇文章。

    傅的《三部曲》确曾引起领导注意和争论。发表之前，《化学通报》编辑部曾将原稿给我看过（我那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那时很赞赏这篇敢讲话的文章，不但主张发表，而且建议登在第一篇。发表后，因为其中有一些尖锐的批评党的干部与工作的语言（有的是临发表前傅新加上去的），引起了注意和争论。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傅文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性质；一种认为从通篇可以看出傅文是爱国的，拥护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的，想改进工作的，但对党领导的科学和教学则有不满；一种认为，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党应该能听得进去。认为傅文错误的领导同志，曾在内部场合和口头报告中对傅有所批评（温和的）。据我所知，乔木同志是持第三种意见的。当时未曾听到毛泽东同志对傅鹰此文有何评论。这是五五年的事，议论延续到五六年初。

    五七年四月整风，中宣部科学处一些同志去北大，参加各种会议听取意见。我去参加过一次化学教师的小会，会上傅鹰发言，对党的干部与工作又有很尖锐的批评，甚至用了“特务”（指党员汇报他人思想情况），“木头牌位”（指党员在位无能）之类的语言，同时又很诚恳很感人地说明了自己爱国之忱，从小时候父亲的教育（小外交官，痛感中国积弱，每次办外交，总是丧权辱国），讲到紫石英号的炮声。由于傅已是引起注意与争论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我们感到对傅必须有全面的评价，所以在向上反应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摘取几段最引人注意的语言的办法，而采取了不多用的纪录全文的办法。傅的这个讲话全文，登在中宣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傅发表的意见的那次会是个小会，那次会及会上发言均未登报。

    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就是指的《宣教动态》上的这篇东西，从它的全文，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傅是善意的。

    叶文讲到市委领导人当时找到傅讲话，讲到《三部曲》，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傅作了判断，傅成了政治标兵人物。这时，又将他的《三部曲》重印若干给领导人看，是可能的。这篇《三部曲》也的确可以印证毛的判断。但说毛的判断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