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话，而且在各种大会、小会上鸣放。

    毛泽东就是根据傅鹰的这些言论，把他定为“中间偏右”的典型。

    “中间偏右”，向前一厘米，便是“右派”。倘若不是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讲了傅鹰那尖锐的批评是“善意”的，倘若不是毛泽东把傅鹰树为“中间偏右”的典型，在那种宁左勿右的年月，傅鹰早已入“右册”了！

    由于毛泽东关注傅鹰，傅鹰也就为新闻界所关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文汇报》发表记者叶冈所写的傅鹰访问记。傅鹰对记者说：

    整风期间，我提的意见是够激烈的，有些话简直讲得有点失态了。彭真市长有次在市委的教授座谈会上还点了我的名，说我的意见尖锐得很。

    虽说傅鹰的意见那么尖锐，由于毛泽东为他说了话，所以也就平安过了“反右”关。

    傅鹰对《文汇报》记者说道：

    党是元帅，我们这些拿试管的人是连排长。元帅的任务是画蓝图，定战略，管全局，我们的任务是根据蓝图占阵地，攻堡垒。我们这些连排长如果离开了元帅，那就会枪法大乱。

    傅鹰原本以为，没有拿过试管的人，怎能领导他？此刻，通过“反右派运动”，傅鹰批驳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他对《文汇报》记者说：

    举一个浅近的例子，毛主席不会驾驶飞机，也不一定会开坦克，但是他指挥我们的军队打了多少胜仗。他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三军是在他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打胜仗的。如果这样来看领导问题，党为什么就偏偏领导不了自然科学！

    于是，傅鹰也投入了“反右派”的行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曾昭抡的会议上，傅鹰第一个发言，批判他的老朋友曾昭抡。

    傅鹰说：

    “曾昭抡自己是被章、罗所利用，完全是一种谎言，如果是被利用，为什么在拟订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时候，要叫钱伟长去摸摸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底呢？为什么还要抢先发表呢？这种做法根本不是什么‘分庭抗礼’，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在领导科学’。”

    傅鹰还说：

    “曾昭抡这种野心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三反’时候，曾昭抡的一位学生告诉人说，曾昭抡素以权术待人，应与他划清界线。”

    傅鹰虽说平安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九五七年，可是他难改直率的脾气。在一九六一年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傅鹰又放“炮”了。以下是摘自会议简报上的原文：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一个教研组内有经验的教师总是少数，而没有经验的却是多数。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对科学事业非常不利。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像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也不是，而是废品。献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年献礼，每次都要新项目，那里会有这么多新项目？就像唱戏，怎么能要求每次都有新痛上台呢？

    傅鹰还说，这三年我们北大化学系在科研上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怎样搞法会给我们工作带来损失。至于正面的研究成绩是很少的，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而时间的耗费是不可弥补的。

    不过，毛泽东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