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质问”彭文应
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为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以后陈老总和文应曾接触过两次。陈老总调京时,还与文应话别,诚挚盼望文应以后有机会到京务请通知一下,以便重获聚谈。一次文应赴京开会,与陈老总通了电话,陈老总即请文应至家便饭,饭后畅谈甚久,深夜始归。①
我问潘大逵先生这段故事的来历,他说是听陈新桂先生说的。
于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在北京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便请他讲述那段故事是怎么听说的。
陈新桂告诉我,那是陈毅调任外交部部长不久,彭文应从上海来北京,住在太平胡同民盟宿舍,那里原是北洋总统徐世昌的公馆。一天深夜,陈新桂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在万籁俱静之中,听见汽车喇叭声,开门声,皮鞋橐橐声。陈新桂一看,是彭文应回来,满面春风。陈新桂问他从哪里来?彭文应只得照实说从陈老总那里来,陈毅请他吃晚饭。陈新桂好生奇怪,彭文应怎么跟陈毅相熟?于是连连追问。在老朋友的追问之下,彭文应这才不得不说出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平日,彭文应从未对人道及此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风云变幻,彭文应遭到了挞伐。
彭文应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在大鸣大放中的种种言论,成了“右派”言论: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扰,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导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
彭文应不光是“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而且被说成进行“有纲领有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活动”。
于是,“彭文应与另一右派分子陈仁炳是民盟中央在上海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