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向来有中国文学界的“半壁江山”之称。上海有那位“好学生”柯庆施坐镇，自然，文学界的“反右”炮火也很猛烈……

    在本书第二章中，写了一节《〈傅雷家书〉成了历史的真实记录》。确实，傅雷作为党外人士，一九五七年春天在北京列席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亲耳听到毛泽东的讲话，他“如坐春风”。

    在大鸣大放中，傅雷确实很积极。不过，他向来是很谨慎的人，所以只是发表《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①之类的文章。

    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傅雷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划入“右”册。傅雷在那里批驳“右派”呢！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发表了傅雷的《比一比想一想》一文。傅雷把解放后跟解放前一一对比，最后得出结论说：

    “总之，不比一比，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显不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感觉不到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紧接着，傅雷又在七月十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说实在的，“识别”右派分子确实不易，因为傅雷自己都不能“识别”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写道：

    在《文汇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与被右派分子利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社外编委之一，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

    从我与《文汇报》的关系来说，我深切感到个人思想觉悟不高，难免有时流露出错误的言论，被右派分子引为思想上的同道而不自知。我们是站在普通的人民立场上提意见，他们是站在右派野心家的立场上说话……

    傅雷表示，“要和已揭发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还要擦亮眼睛，严防未揭发的敌人。”

    其实，傅雷自己已经被划入“未揭发的敌人”，他还在那里“擦亮眼睛呢”！

    傅雷表示和“已揭发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那“已揭发的右派分子”指的便是《文汇报》社长兼总编徐铸成在文章中，傅雷揭发了徐铸成的“右派”言行。

    翌日，傅雷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傅雷在文章中把“右派分子”和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联系起来批判，称他们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杜勒斯把对人民的民主，对敌人的专政，和几千年以来初次实现的六亿人民主动的团结一致，诬蔑为“强求一致的统一”；而我们的右派分子也在用各种语言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指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无怪杜勒斯要大为欣赏葛佩琦了；替他在中国土地上公然咒骂我们的党，在杜勒斯的心目中当然是“勇敢”得很。

    不过，由于毛泽东两度着文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炮火异常猛烈，终于连《文汇报》的“社外编委”的傅雷也中弹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徐铸成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内中有一段，专门写及傅雷，小标题为《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这下子把傅雷“牵”了进去！徐铸成写道：

    解放以前，认识傅雷后，我的思想右倾，其中有许多就是受傅雷的影响。当时的《文汇报》上曾刊登过傅雷反苏的文章，他总是要我走中间路线。在我到香港办《文汇报》时，傅雷等曾嘱咐我不要受共产党利用。在香港时（解放前夕）又曾突然接到傅从昆明寄来的信，要我寄英美报刊。解放后，有时不敢和他接近——怕受他的坏影响。一九五五年傅雷到市政协活动之后，表面上进步起来了，对《文汇报》的复刊也很热心，于是我们又恢复了往来，以至于遇事都向他请教。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期间，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