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打电话给我，责问我为什么把金仲华这样空洞的发言登得这样显着？他赞赏陆诒和吕文的发言，并一再责怪《文汇报》把吕文的发言压缩得很小，还介绍我和右派分子庞熏琹联系，要我派记者去访问。在六月初，傅雷曾亲自到我家，问起柯庆施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和我谈了些什么？我告诉说，柯庆施同志说：党的整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层层下放。傅雷说，可见他们早就要收了，傅雷还告诉我说上海作协的问题是党内有宗派，应该派记者去深入了解，不要把重点放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在我这次回上海后，傅雷主动和我的联系特别密切，谈的大部分是各学校三大主义如何严重等等，而且在我回上海以前，他就到处为我们拉所谓拆墙填沟的稿件，因为我有右倾思想，所以和傅雷这样投机。

    紧接着，八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点了傅雷“中间路线”的名。报导的标题是：

    《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和王普涵“唯后果论”受到批判》

    所谓“中间路线”是赵铭彝揭发的。赵铭彝说，傅雷在解放前不是不问政治，傅雷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走中间路线，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敲边鼓”。

    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孙斯鸣则揭发说：“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他亲眼看见右派分子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傅雷还替陈仁炳作了修改。”至于是什么稿子，连孙斯鸣也不得而知。不过，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这也成为莫大的问题了。

    过了两天，傅雷的问题严重化了，《文汇报》发表了社论《“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引述了柯庆施的话，抨击傅雷：

    “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

    这样，傅雷不能不表态了。他说：

    “解放以前自己是‘反美反苏、反蒋疑共’。”①

    “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②

    于是，傅雷遭到驳斥，说他不是“反苏疑共”，而是“亲美反共”！

    傅雷的处境，日益艰难。“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在他的头上“旋转”，仿佛随时可以落到他的头上。

    在这危险的时刻，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他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把“检讨”的调子唱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求得“认识深刻”，免戴帽子。

    “检讨一下，过一下‘关’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石西民这样“启发”傅雷。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①

    一九八三年秋，石西民在一次讲话中，忆及了这段往事。他无限感叹地说：“傅雷是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作为知识分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不认为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检讨的。他不会口是心非！”②

    就这样，傅雷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被“补入”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会”之后，久久没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这才响起敲门声。

    原来，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长叹，对夫人朱梅馥说道：“如果不是阿敏还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③

    傅雷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被划为“右派”，而且在于牵连了儿子傅聪。

    傅聪是傅雷的骄傲。傅雷自称是傅聪的“园丁”，倾注了诸多心血，培养傅聪为钢琴家。傅聪于一九五五年在波兰荣获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第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