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性钢琴赛中的音乐家。一时间，报刊竞相报导，在上海传为美谈。

    批判傅雷的时候，居然牵涉到傅聪。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两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发表了署名辛艺、剑平的报导《鞭子、天才及其他——从傅聪的成长驳傅雷的谬论》。

    报导称：

    昨天的政协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傅聪的成就究竟是傅雷用鞭子打出来的呢，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培养出来的？

    委员们在批评傅雷时，都谈到他的儿子——钢琴家傅聪。许多委员说，傅雷过去一面把儿子关在家里，培养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一面又对傅聪实行粗暴的教养，弄得傅聪十分痛苦，父子仿佛冤家，甚至避不见面；但是傅雷对傅聪在音乐上的成就，却认为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他在《新观察》、《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上，都流露出这种情绪。在外界还流传着傅聪的天才是父亲“用鞭子打出来的”说法……

    刘海粟说，傅聪没有进过音乐学院，又不是党团员，但是党一旦发现了他的才能，就决定送他出国培养，这不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以及对青年的爱护备至吗！

    在这时作“正面发言”的刘海粟，后来也成了“右”字号！

    傅雷被划为“右派”，使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深受刺激。在他看来，倘若回国，会落到父子彼此揭发的悲惨境地①。他绝不愿意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在一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顿时，舆论哗然！

    傅聪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为儿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牵连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聪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斗。刚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双双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于上海江苏路家中。

    傅雷在自杀前，留下遗书，内中写道：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父亲错划为“右派”，导致儿子出走异国；儿子的出走，又导致父母的自杀……傅雷父子的彼此牵连，成了中国“反右派运动”最沉重的家庭悲剧！

    傅聪曾这样对笔者说：

    “我们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倒楣了那么十年（引者注：指十年文革），不能白倒楣！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极左那一套，绝对不能重来！”①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上海市文联临时支部作出《关于改正傅雷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内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傅雷同志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其中有些意见是建设性的，有的观点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因此，根据中共中央第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其被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

    也就在这份报告中透露傅雷是“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除了傅雷之外，另一位着名的翻译家萧乾，也成了“右派”。

    萧乾赶上了“末班车”：在大鸣大放中，萧乾没说什么。他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发表了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而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一星期！倘若他消息灵通，可以马上抽回那篇文章，也许就可以避开一场大灾难！

    萧乾在文章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