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大显身手的徐景贤，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赫赫有名的“左派”。其实，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以“左派”面目出现。那时，他不过二十四岁而已。

    徐景贤参加了对于“电影锣鼓”的批判。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徐景贤和姚征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论点》。

    徐景贤说：

    和所有的右派论调一样，“电影的锣鼓”首先就从根本上否定电影的成绩。它摆出一副谆谆告诫的姿态，强调所谓“过去的经验”，“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我们不仅要问：钟惦棐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的，滥施污蔑……

    总之，钟惦棐之故意把工农兵方向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串在一起，决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缺点，而正是为了把工农兵方向连根拔掉。我们必须识破这种企图把澡盆里的孩子连同脏水一同倒掉的手法。

    徐景贤“上挂下联”，笔头一转，把钟惦棐和上海的“右派分子”们联系在一起：

    钟惦棐的论点，已经由右派分子的头目陈仁炳在上海加以实践了：民盟在上影的五次座谈会，正是从否定成绩着手，进一步地阴谋改变方向和篡夺领导的；钟惦棐说：“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于是，右派分子吴茵就立即呼应起来：“我的丈夫是中国电影的传统。”吴茵所主张成立的没有党员参加的民盟厂，由孟君谋当厂长，由吴茵自己和项坤担任艺术领导，岂不是很合乎钟惦棐的口味吗？

    “电影的锣鼓”，在上海敲出了一片乌烟瘴气；右派分子随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把上海电影界一度闹得黑云翻飞。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为，已经博得了敌人的喝采和掌声，台湾报纸全文转载了《电影的锣鼓》，不正是这篇文章对人民犯罪的最有力的罪证么？吹去黑云，扫尽瘴气。现在是时候了！

    徐景贤在这里，用的依然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

    徐景贤提及的吴茵的丈夫孟君谋，笔者倒是熟悉的。孟君谋在三十年代是上海电影界的大制片，跟夏衍交谊甚深。“文革”中，孟君谋被作为“三十年代黑线人物”，长期关押于某电影厂的动物园里。那动物园原本是关那些供拍摄的动物用的。想不到，那铁笼子竟用来关“中国电影的传统”孟君谋。寒冬腊月，孟君谋就死于那铁笼之中。

    钟惦棐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受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那时，文化部在北京朝内大街刚建成文化部大厦礼堂，首先在那里“上演”的竟是批判钟惦棐的闹剧：从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起，至九月二十七日，在那里举行了十五次批判钟惦棐大会。

    每一次批判大会，钟惦棐都得坐在前排“洗耳恭听”。他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钟惦棐仇恨党的文艺事业》的报导中说：

    “在最近一次大会上，钟惦棐作第三次检讨后，主席陈荒煤指出，钟惦棐的检讨仍然没有改变立场。指出钟惦棐不仅是文艺思想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到对党中央领导和重大政策有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责成钟惦棐应该向党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不过，在批判的浪潮中，也有人并不顺着浪潮而走：着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把《电影的锣鼓》仔仔细细看了两遍。看罢，他说：“我看不出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