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青年，因为收到我的信，就被“错划”为“右派”。由于他很忠诚，不肯随便歪曲事实，假造事实，不肯跟着别人说话，交代不出他和我的关系，结果就成为顽固的“极右分子”。等到毕业的时候，就“充军”到新疆伊犁，当年林则徐充军的地方劳动改造。

    他叙述他在复旦读书时一天收到我的复信，同宿舍的同学，如何的羡慕他和我的通信。可是不久，我在报刊上被批判，同学们也就要他揭发和我这个“大右派”的关系。可是他却没有见过我，他也说他不认识我，没有和我见过面。他在信中说到他在二十九年来所受的不人道的待遇，和艰苦的生活。说他现在也是人民教师，二十年来，也受学生的尊敬，所以想起了我。二十九年以后，仍旧给我回信。

    读了这封《廿九年后的回信》，许杰感触良多。他写道：

    我读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内心，的确是很感动的。我读着他谈到在新疆劳动受苦的情形，特别是读到他的父母因为他远在新疆劳动改造，以致于父母死去，家破人亡的情形，我真不知要说什么才好。我当时立即回了他的信。我说，我读了你的来信，我很激动。我好像觉得，他的受苦，只是和我通过一封信的关系。也因为和我通过信，所以“充军”到伊犁。吃苦劳动，父母死去，家破人亡。但是，事实上，我们却没有见过面，也根本不认识。他的受苦，以及家破人亡却又同我没有关系。我当时，抱着这种心理回他一封信，这总算把我们的通信关系接上了。这以后，他又给我来了信。详细叙述他的父亲的死，和母亲的死的情形。原来，他的父亲是黄包车夫，后来学会了开汽车，是运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都是劳动人民，都不识字，是受苦人。他们把儿子培养到大学读书，原来就希望他大学毕业以后，振兴家业，光耀门庭，使他的父母双亲享点后福。哪里知道，他却遭受这样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年已花甲的杨万才，居然还发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受厄运的感叹！杨万才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给笔者又一次来信：

    一书已收到了几天，未能立即函告并致谢，是因为收到书后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我想函告时顺便谈谈读后感受，岂不更好？

    读完厚厚的全书（有些章节还多次重读），感慨万千，简而言之：

    在读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近四十年前的那个时代：我一夜之间，从一个支部组织委员、优等生（所有考试科目都是五分）、威信极高的调干生，成为被孤立的右派分子。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忆起了那一年前前后后的往事，这是尘封近四十年的“过去”，不愿想而又时时袭来心头的痛苦经历。

    “读史使人明智”，读了，心里清楚了好多，这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而在当时的中国又实在无法避免的劫难。

    感谢你，不仅是寄赠书给我，更感谢的是你花费大量精力时间，收集、采访那么多的资料和当时人，为那场灾难留下了一部记录。

    书写得客观翔实，评论不多，但事实种种又都是最好的评论。

    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明白，连我这样当时被稀里糊涂打成右派的人，不读此书，也感模糊不清，遑论后来的年轻人和当时的“局外人”了。

    它与后来长达十年的浩劫，都说明亿万人听从一个人意志的体制是万恶之源。

    四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大右派、名右派”大多已离开人间，就连我这样的“小右派”也年逾六旬，满头白发了。幸运的是我还顽强地活着，亲眼目睹了这四十年的巨变，也还能读到，能在晚年来临时好好想一想，不久当我也告别这既留恋又憎恶的人世时，终算没有成为一个糊涂鬼。

    我还想再多活几年，且看看这地球如何转动，这人间如何变化，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