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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笔者刚刚采访了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翌日,家里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对他说,你所说的两个“最”,也只是相对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还会有。

    他说,看了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他在技术上很钻研,所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七级工,工资为一百零五元四角人民币,当时他只三十岁,这样的工资在同龄人中算是很高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之中,他都太平无事。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知识分子们的事,跟他这个工人无关。

    他出事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间。那时,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工厂里也就开展这“双反运动”。厂里开展写大字报“竞赛”。这样,许多工人在白天上班时间里写大字报,晚上还要吃碗阳春面,留下来写大字报,回到家里还得吃饭。陈忠兴见了,以为这样做既浪费了时间,而吃两顿晚饭又浪费粮食,也就写了大字报说:“在反浪费中造成了新的浪费!”

    于是,他被视为对运动“不满”。他遭到大字报的围攻。

    这时,有人给陈忠兴贴大字报,标题为《什么话?》,揭发了陈忠兴的“惊人问题”,说他“污蔑领袖毛泽东”、“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上海的《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登了一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在那时的工人中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学习小组里的读报员。他读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之后,发表感想道:

    “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率领猴子们反抗玉皇大帝派来的天兵天将,真了不起。毛主席率领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真了不起。”

    大字报《什么话?》批判陈忠兴,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孙悟空,而孙悟空是妖精,岂不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猴子,岂不是“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下子,陈忠兴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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