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刘白羽等同志，听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做些解释。”这几位，都在50年代参加或参与处理过丁玲的历史审查结论。

    3月24日，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批示：“复印分送，如有意见，请告郑伯克同志。此件已经乔木同志同意。”

    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4月1日的日记中有：“与刘白羽通电话，他已接到中组部、中宣部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平反的通知，还没有去征求他的意见。”

    陈明说，在征求几位重要当事人的意见时，林默涵、刘白羽同意中组部的报告；周扬不同意；张光年压了一个月，没有表示态度，但在退回文件时，附上了国民党特务徐恩曾的回忆录。徐在回忆录中说，当年在南京对丁玲多有优待。

    张僖曾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向笔者讲过，张光年把中组部的征求意见稿和徐恩曾回忆录拿给他看，他看后认为，徐只写了给丁玲一百块大洋养着，和他们一起打麻将，并未写她自首叛变，因此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徐恩曾回忆录是作协×××从香港带回来两本，一本给了张光年。

    在某些人眼里，这个“历史问题”就是丁玲脑袋上的一道“紧箍咒”，他们实在不愿意除掉它，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

    在中宣部讨论中组部文件的部务会议之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给另一位副部长贺敬之打电话，要他在会上讲讲。周扬知道，贺敬之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认识，受到他的影响，有些他自己不好讲的话，可以借贺敬之之口说出。次日开会，周扬发言说：过去的结论也是经过多次审查才做出的，现在这个稿子里举出的根据是否充分呢，恐怕不要太急吧，贺敬之同志也可以谈一谈嘛！

    但是贺敬之在看了中组部的文件后，认为事实充分，讲得有理有据，实在提不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对于丁玲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就引起周扬极大的不满，甚至对贺敬之说：你今后还想不想在文艺界工作呀？你是否认为“叛徒哲学”还有理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

    果然，从此贺敬之就受到一批人的疏远和冷遇，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说他背叛了周扬，投入了丁玲的怀抱。贺敬之怎么也不会想到，以人划线这么厉害，周扬的势力这样大！这不是搞宗派嘛！

    从三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延安，从五十年代的北京到八十年代的北京，从丁玲的冤案到丁玲的平反，曲折复杂的历程中透视出多少丰富、深刻、令人深思不已的内涵！

    给丁玲彻底平反，阻力就是这样大，甚至在中组部的文件下发之后，一些相关单位也拒不按照文件规定，向全体党员群众传达。

    中组部的这个文件正式下发之后，刘白羽来到丁玲家中，表示：“我请罪来了。”丁玲立刻截住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丁玲逝世后，刘白羽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林默涵在“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见到丁玲，说：“中组部的文件好，平反了你的问题，也纠正了我的错误。”丁玲回答：“俱往矣！”

    1984年7月25日晚上10点，李锐给丁玲家里打来电话：《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即将下发。电话是陈明接的，丁玲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她的糖尿病。第二天上午，陈明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医院。

    丁玲的第一句话是：“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并当即拿过录音机，录下她的声音：“1979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木樨地的高干楼。但是，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