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本位制的基础。事实很清楚，1934年那场白银风潮的根源，在于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当国际银价跌落时，白银涌入中国；当国际银价上涨时，白银就会大量外流，这是世界经济的规律，也是无法阻挡的。一旦国际银价被他国恶意操纵，白银无序地大量流入和流出，势必给银本位国家造成金融及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只有加紧实施币制改革，才能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

    在稳定银价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由于英国当时的在华贸易额是美国的6倍，中国的经济混乱势必影响到英国的利益，因而国民政府转而向英国求援。1935年8月，英国派出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其任务就是为国民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美国在听说英国参予其事后也不甘落后，随后便推荐总统经济顾问杨格前来以备咨询，而国民政府对英美两国都表示欢迎。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亲英美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和30年代中国面临的危局有很大的关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从东北到热河、察哈尔，接着又觊觎上海和华北，可谓是步步进逼，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大举侵华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国民政府在币制问题上不但要考虑接近英美，而且要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战场上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持久的战争更是对经济的严峻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币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既是防备日本侵略的战略需要，也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

    回顾晚清以来的近百年历史，中国之所以被外敌屡屡侵犯而无还手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央政府缺乏现代财政与经济的运作能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调集全国的力量（包括资金与物资），以至于大国力量无法充分展示出来，这才使得中国虽为泱泱大国，但在战争中总是被动挨打（譬如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各方面力量并不比日本差）。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数月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发布《关于币制改革紧急命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合称“四大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今后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现在流通的银元、银两等，均可通过银行按比例换取法币。

    在宣布实行法币后，中国事实上是放弃了银本位，币值也不再受世界银价的涨落而变化，但中国人有着几百年使用银制货币的历史，一时间还难以适应（中国人对纸币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并不愿意用手里的银元去兑换法币，而是将它们窖藏起来。除了传统观念之外，民众不愿意兑换法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法币发行之初，其规定是银元兑换法币一元，但由于国内的银价是受控的，其只相当于当时国际银价的60％，民众觉得吃亏。

    直到后来，当局强令各大中小银行、钱庄、银楼及其银制品企业或者商铺将存储的银币、银锭、银条、银块等集中兑换成法币，在搜集到一定的白银后，拿到国际市场上集中抛售换取外汇，以促使国际银价下跌，民众兑换法币的意愿才有所增强。在银元的收兑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国民政府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发行新辅大量收进了原有的旧辅币银角子，这下歪打正着，收兑了不少白银。

    原来，之前各省发行了大量的辅币银角子，数额虽少但量很大，因为日常生活中使用银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而国民政府当时铸造的新辅币是镍币和铜币，其中虽然不含任何银的成分，但样子很好看也很精致，加上辅币要经常使用，因而民众纷纷前去兑换，这样就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