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经说到，袁世凯当上了终身大总统不说，还将总统选举法也一并改了，既可传子，又可传妻，实际上与之前的皇帝已无区别，不过略欠一顶皇冠，一个名号。但袁克定还不满足，怂恿着老头子继续向帝制迈进，这一来二往的，袁世凯也就未免动了心。

    正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袁大总统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教授从太平洋的彼岸发表了一篇宏论，恰得东风之便，也在不经意间为帝制复辟拉开了序幕。

    说起这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教授，本是与袁总统同年所生，他老兄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也是当时世界宪政理论界的大权威，我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便是出自他的门下。古德诺原本是个做学问的老夫子，当时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三十载。要说起他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那当然是没得说，不过他常年生活于象牙塔中，不知中国人事之险恶，结果是误上贼船，毁了本土的自家前程。这事呢，说来话长，且容笔者慢慢叙来。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正处于从专制到民治的转型期，而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他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也为了装点门面，于是便向外国聘请了两位宪政专家，一个是日本的有贺长雄，另一位就是古德诺教授。以当时古德诺的水平，做民国大总统的法律顾问当然不在话下，他接到聘书后也就欣然上任，每年领取年薪两万五千银元，这在当时的世界人才市场上可算得上凤毛麟角的高薪人士。

    促成古教授来华一事的，很有可能是他的中国大弟子顾维钧。顾维钧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现他人才难得，不仅向袁世凯极力引荐，而且还将之招为女婿，由此顾维钧在仕途上也就平步青云，鸿图大展。尽管老丈人后来与袁世凯翻脸，但顾博士后来还是为袁世凯所信任并担任了机要秘书一职。

    古教授与民国政府签署的是三年合约，但他夫妇于1913年5月来华后不到一年，美国的著名学府霍普金斯大学便给他寄来校长聘书，古教授难免心动，于是在与总统府协商后，同时兼任二职。古德诺在1914年8月返回美国就任校长，其在华的顾问事务暂时委与他人，但仍由他遥为领导。等到次年美国大学放暑假，古德诺便再度来华，而他这次所待的六星期，正是民国共和政治与帝制斗争的敏感时期。

    古德诺是世界一流的宪政专家，但学术上的“政治学”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完全是两码事，他老夫子不明就里，一下就陷入了一场凶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在古德诺第一次来华期间，正值“二次革命”爆发，而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古德诺自然是站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一边，视南方革命为叛乱，这或许是古教授遭人忌恨的原因之一。

    若以立场而言，古德诺是倾向于总统制的，在民国第一届国会天坛修宪期间，他也替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宪草，其中内容却与“天坛宪草”大相径庭，因为他认为中国太大，各地也不稳定，推行责任内阁制并无好处，而当时国会中的议员权力过大，不仅使本该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形如橡皮图章，也大大有损于民主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国会独裁，最终导致国家一事无成。因此，古德诺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总统制是最为适合的选择。

    古德诺的看法与观点，自然对袁世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古德诺也在无意中成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的最佳辩护人。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革命党人虽然心有不甘，但对于古德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却也无可争辩，袁世凯后来取消“天坛宪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袁世凯后来搞的《中华民国约法》，古德诺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返回美国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后，就曾在当